材料一   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文化既尔，政治亦然。故夏、殷（商）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摘编自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材料二   唐代立国规模宏阔，其疆土，经济、文物，较之秦汉，似乎尚有过之而不及。论其政治，依然还是秦汉传统规模，王室与政府分立，君权与相权互济，但唐代的政府组织之详备严密，实为汉代所未有，此后宋、元、明、清四代，都尊奉为行政圭臬。魏晋以下的门第新贵族，在唐代渐渐地和平消失于无形。自唐后，中国社会再没有别一种新贵族之形成。故在唐代有两大趋势：一、由贵族阶级转移到平民社会。二、文化由宗教方面转移到日常人生。

——摘编自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材料一   高度发达的隋唐政治文明的出现和形成是诸多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不仅能够兼容并蓄、综采汉魏南北朝以来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制度文化并加以融通运用，而且还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使之更加完善，更符合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从而创造出了更为发达、灿烂的文明。

——摘编自王小甫等《创新与再造：新隋唐至明中叶的政治文明》

材料二   7世纪初的唐朝，内部组织结构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近于至善，中央政府的一大特色为“三省分工”。这种体系与后世西洋所谓的“互相制衡”截然不同，不论唐太宗如何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地成为一种专制体制。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