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初，面对各个部门之间出现严重分歧，政令难以得到顺利贯彻的问题，朝廷设立了政事堂制度，每遇到需要颁下诏敕的时候，就先由中书省和门下省会同其他必要人员在政事堂举行联席会议。到了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名为“中书门下”，并在政事堂后列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以对口分理各项行政事务。包括皇帝诏命在内的一切政令，必须经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方能生效颁行。随着盛唐时代政事堂工作重心向分理行政倾斜，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正式在皇宫内设立了翰林学士院，选任擅长文学的亲信充任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和属员，不计官阶品秩，主要负责起草任命将相大臣、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并承担起了参与决策机务的工作。此后，宋辽夏金元明清各朝都设有翰林学士或学士，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居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王小甫等《创新与再造——隋唐至明中叶的政治文明》

材料一   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文化既尔，政治亦然。故夏、殷（商）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摘编自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材料二   唐代立国规模宏阔，其疆土，经济、文物，较之秦汉，似乎尚有过之而不及。论其政治，依然还是秦汉传统规模，王室与政府分立，君权与相权互济，但唐代的政府组织之详备严密，实为汉代所未有，此后宋、元、明、清四代，都尊奉为行政圭臬。魏晋以下的门第新贵族，在唐代渐渐地和平消失于无形。自唐后，中国社会再没有别一种新贵族之形成。故在唐代有两大趋势：一、由贵族阶级转移到平民社会。二、文化由宗教方面转移到日常人生。

——摘编自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材料一   高度发达的隋唐政治文明的出现和形成是诸多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不仅能够兼容并蓄、综采汉魏南北朝以来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制度文化并加以融通运用，而且还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使之更加完善，更符合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从而创造出了更为发达、灿烂的文明。

——摘编自王小甫等《创新与再造：新隋唐至明中叶的政治文明》

材料二   7世纪初的唐朝，内部组织结构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近于至善，中央政府的一大特色为“三省分工”。这种体系与后世西洋所谓的“互相制衡”截然不同，不论唐太宗如何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地成为一种专制体制。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 “三省六部”制是隋朝建立的，其目的在于分散宰相的权力以强化君权。唐朝继承这一制度，看到的却是分散决策权力的好处。“三省六部制”的第二大优点在于改变以往的个人施政，成为集体施政。自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以来，国家行政制度的顶端是统领百官的宰相，并对国家行政负总责。如果对此权力结构用简单的图示来表示的话，国家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是宰相，皇帝就像是金字塔上的避雷针。汉武帝设立内朝，通过身边的秘书机构直接向朝廷各个部门发号施令，要求政府部门同时向皇帝和宰相汇报，这就侵夺了相当部分的宰相权力。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便在制度上规定皇帝才是金字塔的顶端。

——摘编自韩昇《“三省六部制”从制度上避免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