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行省最早是中央的临时派出机构，遇到一个地方出现紧急情况需要处理，中书省派人到该地行使中书省的职权，事情处理结束以后，行省也随之取消。到了忽必烈统一全国之后，行省逐渐成为固定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这反映出行省（       ）

A．巩固了国家统一	B．具有中央派出机构和地方机构的双重特点
C．是中国省制的开端	D．是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

2 . 元代行省规定，从七品至从九品的地方官吏由吏部“拟注”，中书省参知政事等审核。正三品至正七品，由中书省“自除”，二品以上官则“选自特旨”。这些规定表明元朝（     ）

A．行省官员统领军国权柄	B．中央与地方矛盾趋于激化
C．行省行政权受中央节制	D．改变了历代行政区划原则

3 . 元朝的江浙行省最初管辖范围很大，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浙江西东北部。后原属江浙行省的江北部分被拆出，加上河南等地成河南江北行省。元朝此举的主要目的是（     ）

A．防止宋朝悲剧的重演	B．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
C．维护地方的统治秩序	D．规范地方的行政管理

4 . 元朝根据统治需要，在吐蕃诸部归附后，结合当地实际，设立宣政院统辖西藏世俗事务和宗教事务，推行政教合一制度。灭大理后设云南行省，并根据当地多民族的复杂状况，推行土司制度，承认各族首领的传统地位且任命其兼任政府官吏。据此可知，元朝（       ）

A．推行改土归流	B．实行各民族平等政策
C．推行因俗而治的政策	D．边疆治理与内地一体化

5 . 我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区划是根据两个原则划分的：一是山川形便，另一个是犬牙交错。有一个朝代在划分省级行政区划时把“犬牙交错”原则运用到了极致，其最主要目的是（     ）

A．减少治理难度	B．促进民族交融
C．利于经济发展	D．加强中央集权

6 . 对过去大一统王朝的“羁縻之州”，如岭北、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元朝“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同时，元朝对漠北、东北、云南、畏兀儿、吐蕃等边远地区因地制宜地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理。这些措施都（     ）

A．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	B．体现边疆管理与内地一体化
C．避免了政府决策失误的出现	D．缓解了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

7 . 元朝修筑驿道，用来运输官府物资，设立驿站，为公差人员提供交通和生活服务，相隔一定的距离分设急递铺，负责传递公文。元代驿传制度（     ）

A．提升了元政府治理能力	B．推动了全国市场形成
C．刺激了大宗贸易的发展	D．助长官员的奢侈作风

8 . 魏源在《圣武记》论及中国古代某朝地方行政区制度时说：“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这种制度设计（       ）

A．折射出专制皇权得到强化	B．表明政府加强对边疆管理
C．说明官员选任制度的异变	D．迎合了国家大一统的需要

9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

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有的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派流官直接统治。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认同”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辽宋夏金元时期国家治理的新举措及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