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统一南方后，于971年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以后，宋朝政府又在杭州、明州设置市舶司，它们与广州市舶司合称“三司”。《元丰市舶法》的颁布更加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外商人往来频繁，商品交易量大增，市舶收入随之增加。

材料二　乾德三年(965年)四月十三日，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宋仁宗时朝廷下令允许民间向街开店。

材料三　北宋中期，“坊市之名，多失标榜”。汴梁皇城东北角的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至天明，羊头、肚肺……野味、螃蟹、蛤蜊之类讫，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饭后饮食上市。

材料一   至于元嘉末……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百姓）繁育。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jiōng，上门闩），盖东西之极盛也。……自晋氏流迁，迄于太元（年号，376～396）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战乱），区域之内晏如也。……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宋书》

材料二   汉至宋南北方户数变化表（单位：万户）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一   埃及文明反映了埃及人及其自然环境所独有的特点，因而有它自己的特色。尼罗河就象一根天然的纽带，把整个流域地区连接成一个稳定、有效的整体……它促进了整个流域地区在约公元前3100年时的统一。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可以预知趋势平缓，从而助长了埃及人的自信和乐观，埃及人把他们的洪水之神看作“它的到来会给每个人带来欢乐”的神。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隋朝运河线路图

元朝运河、海运路线图

材料一   孟子对于农商一列平视，从无重农抑商之主张。孟子以前之政治家，大多亦无重农抑商之主张。有此主张并实行此政策者，始自_____。自此视农为“本富”，商为“末富”，所谓“崇本抑末”之思想，渐成为中国流行的经济思想。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材料二   随着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势力逐渐膨胀，……严重影响中央财政收入。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令“初算缗钱”，向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征收资产税，并处罚隐瞒资产或申报不实者。后又下令“告缗”，鼓励民众告发不如实申报的商人，结果“商贾中家以上大氏破”。

——摘编自邱树森、陈振江《新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   （宋）太宗淳化二年诏曰：“关市之租，其来旧矣……征算之条，当从宽简。宜令诸路转运使……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参酌裁减，以利细民”。又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马端临《文献通考》等

材料一   北宋税收发展变化情况简表

——整理自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材料二   在宋代，商人、佃农、奴婢均为编户齐民。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土地买卖、典当也基本不受官府干预，仅办理法律手续，缴纳交易税即可，对于百姓迁移、更换职业，官府的限制也比前代松弛。与此同时，瓦肆、勾栏等场所的兴起为市民阶层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文化生活。

——摘编自郭尚武《两宋良贱制度的消亡及其影响》等

材料一   建隆二年，（宋）太祖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

材料二   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却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以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化为代表的。当平民在政府中取代士族，由士族政治领袖所提供的对王室权威的制衡丧失了。其结果就是中国早期的现代性以不断增长的独裁为标志。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化，使王朝免于内部的篡夺，但还是促进了独裁统治，因为靠出身而不是靠才学获得皇位的君主，开始成为不变的政治权威和群臣效忠的对象。在内藤看来，这种特殊形态的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而君主独裁下的社会阶层反而相对平等，也就是平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

——摘编自（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材料一   晋朝统一中国十几年后就爆发了“八王之乱”，使得国力大损。到了西晋末年，中原水利失修，旱灾、蝗灾、疾疫连年不断，加上西方和北方五胡势力的冲击，引起大规模的移民潮。黄河流域的人口迁徙到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人口向更南的地方迁徙，形成中国古代第一次人口大迁徙的高峰。这次南迁人口约90万，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显著的北多南少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南方人口得到较快增加，这是中国人口分布中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根据百度等相关材料整理。

材料二   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认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等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材料一 司马光说：“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请贡院逐路取人。”

——摘编自《贡院乞逐路取人状》

欧阳修说：“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不问东西南北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言事之人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殊不知天下至广，四方风俗异宜，而人性各有利钝。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所以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者，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而取之。”

——摘编自《欧阳修集》

材料二 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奏：……学秀才的，经学、词赋是两等。经学的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勾当，词赋的是吟诗课赋作文字的勾当。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人都习学的浮华了。……俺如今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等都不用，止存留诏诰章表，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这般取人呵，国家后头得人才去也。

——摘编自《通制条格·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