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福建的茶文化源于汉，兴于唐，盛于宋。其中“建溪官茶”因产于福建建溪流域而得名，早在汉代就有“建溪芽”之名。到了宋代，北苑贡茶更是闻名于世，成为中国御贡时间最长的茶之一。北苑茶始于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闽国龙启元年(933 年)，建州茶人张三公(张廷辉)把凤凰山方圆三十里茶山献给闽国，自此一直到1391年，当地便一直作为御茶园。北宋福建文人黄庭坚在《满庭芳》中赞道：“北苑贡龙团，江南鹰爪。万里名动京关。”南宋时期，曾入闽任茶官陆游也写诗称：“建溪官茶天下绝，香味欲全须小雪。”

——摘编自中共福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福建省监察委员会《古人眼里的福建茶：廉美和敬 人间清欢》等

材料二   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茶叶品种、种植、制作和管理技术等方面基本上一无所知，1833年，英国议会终止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1834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属印度政府组建的茶叶委员会领导了窃取中国茶叶品种，技术及建立阿萨姆茶叶试验场的工作。1838年，东印度公司将阿萨姆地区所谓的“荒地”全部收为已有， 1839年，伦敦有4家公司，(印度)加尔各答也有1家公司向东印度公司申请收购阿萨姆茶园并垄断经营，但东印度公司以“鼓励和支持所有受人尊敬的资本家”“防止垄断、保护当地的利益”等理由予以拒绝。当时有一家伦敦媒体对此报道说，一家联合股份公司在本市成立……他们计划首先与印度最高政府达成条约，购买东印度公司在阿萨姆的种植园，然后进行茶树种植生产，并将茶叶运入英国。

——据罗龙新《帝国茶园：茶的印度史》等

材料一   东晋谢灵运承袭祖父的爵位——康乐县公，在会稽经营家族庄园。他在《山居赋》中记载，“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蔚蔚丰秫，苾苾香粳（稻米）”“兼有陵陆，麻、麦、粟、菽”，可做到“供粒食与浆饮”。庄园中由佃客（依附民）为之生产蚕桑麻纻，甚至还提到“六月采蜜”“亦酝山清”（酿酒）。

——摘编自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材料二   宋代，“富者有资可以买田”，并“招募浮客（佃户），分耕其中”。政府规定“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一些田庄设存放借贷佃户财物的解库，“佃户乏时，举债于主人而后偿之”“秀州居民韦十二者，于其庄居豢豕数百，散市杭、秀间”。

——摘编自崔永盛《唐宋庄园和庄园经济研究》等

材料一   

汉以来我国粮食亩产量相对指数变化表

注：“+”“-”为后一朝代比前一朝代增减情况。

材料二   两宋时期，南方粮食产量提高，允许一部分从事粮食种植的劳动力和较为劣质的土地退出粮食种植，经济作物大量种植，促进了南方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工商业的繁荣，交通运输业也随之发展起来，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集中了宋代最多的城镇。

——摘编自张雨潇等《气候变迁在宋代经济重心南移中的影响》

材料一   五代时期，黄河流域战乱频繁，社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南方各割据政权一般却比较稳定，战争较少，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五代后，全国的经济重心，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据北宋初年统计，当时北方人口只有100多万户，后陆续平定南方诸国，又得230多万户。南方人口已经是北方的两倍。这一方面是江南人民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北方经常发生战乱，劳动人民为躲避战火大批南迁，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同时带来了北方的生产技术和经验。“绍兴和议”以后，北方移民大量涌入，使南方社会经济继续获得发展。1159到1179年，南宋全国丁口从1684万增加到2950多万，20年间丁口增加了近3/4。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显著进步，城市和商品经济十分繁荣。自唐朝安史之乱时候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到南宋最终完成。……农业生产技术以江浙一带最进步，“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人口增长的最主要的原因，传统农业在这一时期（两宋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新发展，中部和南部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相应增加。

淤田、沙田、潮田、山田、圩田、围田、湖田等各类耕地的开垦；南方地区讲究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水稻，在这一时期不仅种植地区扩大，而且耕作技术与经营方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早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在宋初从越南引进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的推广，到南宋时江南各地十之八九普遍种植。有些地区，已有早稻、中稻、晚稻的区分。水稻栽培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把稻种在秧田上培育，然后移植（即插秧）到大田。陈旉《农书》专门记述了秧田的修治技术，不少地区还发明了插秧工具——秧马。秋收后的耕田，务求再三深耕，使土壤疏松细碎；春耕时再三耕、耙，使土细如泥。耕田用牛犁也用踏犁；耘田除草，有了耘爪、耘荡等工具；水利灌溉在原先的筒车、桔槔之外，出现了效率更大的龙骨车（翻车、踏车），可以把河水抽到一二丈高的稻田中。集约化经营的结果，是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当时人说，在两浙路一带，上等水稻田一亩，可以收获稻谷五六石，约为750斤到900斤之间，是相当高的产量。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宋代体育

材料一：下表宋代流行的体育活动(部分)

材料二：《宋史》中记载，上流社会对体育礼仪的规定非常严格，如打球包括了鼓乐、服饰、仪式等等诸多程序和规矩，礼法森严。朱熹提出“修建射圃，提倡习射；效法孔孟，尊崇六艺以及登山郊游，导引调息”。当时民间兴起各类体育活动，并出现大量专业的体育“社”,如打毯社、角抵社、锦体社、英略社等。宋代《齐云社规》记载蹴鞠有十紧要：“要和气、要信实……要谦让、要礼法、要精神。”开封街市店铺甚至还专门出售一种儿童秋千，深受百姓喜爱。城市里也出现一些新的娱乐场所.将文艺表演和休闲体育结合起来，吸引大量的市民来休闲娱乐。

——摘编自周丛改《宋代体育的繁荣及其成因》

材料一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东、中西部地区主、客户（宋代以土地的有无作为评判标准，分为主户与客户）情况

——据《文献通考》整理

材料二   观点一：王安石：“今富者兼并百姓，乃至过于王公”;蔡襄：“民有智能者，乘时趋利，为农则兼并，为商则高下，取天时人力之大者，遂以富强，奢靡冒法，出于王公之上，此古所谓乱俗之民，可诛者也。”

观点二：“今者州县有十等五等之别，一有均敷，曰上户；一有追呼，曰上户；一有差徭，曰上户。为上户者不胜其劳”“士大夫类曰抑强扶弱，而不知安富恤贫亦所以为政也。田里贫则国家贫，田里富则国家富，田里之财即国家之财也。”

——摘编自李华瑞《宋代“兼并之家”考析》

材料一   中国先秦时期的人口数量因统计资料缺乏而难得其详；到汉代，最高达到6千万左右；魏晋南北朝时期因长期战乱而下降一半左右；唐代鼎盛时期，最高达到8千万左右；北宋末期（12世纪初），首次突破1亿大关。在古代，人口的增长和繁多，固然是自然条件优越的结果，主要的还是整体生产力、特别是粮食生产发展的结果。除了人口数量，还要看劳动者文化教育素质。宋代通过科举等各种考试（包括“特奏名”恩赐等）而获得功名的人共有11万左右，目前可考者有4万多人。而参加各级考试的人数要多出几百倍。农民的识字率和文化素质也因此大大提高。岳飞虽然出身佃农，却从小就有机会练习弓枪、读书识字，成年后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武将才能。从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发现的处摩崖石刻来看，山区牧羊人也有能识字写字者。南方农村的文化教育水平高于北方。如福建路建州“耕且读者十家而五六”，邵武军“所至村落皆聚徒教授”。

       ——摘编自姜锡东《宋代生产力发展水平》

材料二   宋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局限性，从长时段对比来看，主要表现为：农业技术还属于古代经验型，这个时期农业技术的发展进步，是广大农民长期的生产实践、亲自体验、外在观察、经验积累的结果。农具小型化趋势，宋代中原内地的牛马牧养业明显萎缩倒退。特别是耕牛的短缺，导致黄河和长江流域都普遍存在畜力不足问题。畜力不足，就只能依靠人力。而人力不可能牵引、推动大型农具，人们只能竭力发展改进小型农具。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甚至局部萎缩，学者漆侠的论文已论述宋代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及其所导致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这里再补充如下：由于战乱和水灾等，原来处于领先地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唐末五代宋金时期发展迟缓，开封市以南许多地区甚至长期荒芜。粮食生产供不应求、南粮北运问题，成为长期制约北方生存与发展的一大难题。

       ——摘编自姜锡东《宋代生产力发展水平》

材料   元初“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晌。……由是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元政府先后在中央和地方设"劝农司”“司农司”“大司农司”等机构。至元二十五年，”除大司农，领入道劝农营田司事，按行郡，兴利除弊，绩用大著”，同年，“募民能耕江南旷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其输租免三分之一”。至元二十六年.渐东、福建、湖广等地设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至元二十八年，设立都水监和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福建荔枝"初著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水浮陆转，贩鬻南北……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

——摘编自谢天祯《论元代农业生产的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