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百物周流
当时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两万多户，其中640家资本雄厚的商户，分别属于160行，囊括米、盐、茶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72家，……酒楼、茶坊适应商业大潮，与娱乐场所瓦子，都通宵营业。
——摘编自樊树志 《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 四民流动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宋代汪洙《神童诗》
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宰相富弼的女婿冯京虽是状元，但出身在商人家庭。
——摘编自（宋）朱彧《萍州可谈》
释其耒耜（指农具）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
——（宋）苏轼《策别安万民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东京（开封）的经济景观。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社会呈现的新变化并简单分析原因。
材料一 唐文宗想把临真公主嫁给当时北方大姓士族，却遭到拒绝。对此唐文宗极为不满，他对宰相说：“民间修婚姻，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摘编自欧阳修《新唐书》
材料二 本朝富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谓之“榜下捉婿”……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
——摘自（宋）朱彧《萍洲可谈》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唐和宋的婚姻观念。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宋婚姻观念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下求贤诏，令从郡国推举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然而把察举作为一项选官制度确立下来则是从文帝开始的。汉文帝二年，下诏曰“唯二三执政……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九月，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其言。”至汉武帝时期，察举人才的标准、科目、教额、时间等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总之，察举制在实行的过程当中不断地调整、改革、充实，从最初的单纯依靠荐举发展为荐举与考试并行，然后根据成绩量才授官，逐步建立成为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
——摘编自刘园园《汉代察举制探析》
材料二 隋唐初设进士，岁取不过三十人……明经中科者亦不过百人。在宋太祖开国时，进士登科寥寥，岁无十数。其时进士甲科亦不过授司寇，或幕职官，至太宗时，亲御便殿临试贡士，博于采拔，待以不次……宋代既立意要造成一个文治的局面，故一面放宽了进士的出路，一面又提高文官的待遇。处处要礼貌文官，使他不致对武职相形见绌。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介西汉王朝的选官制度。(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时期选官制度的新发展，并分析唐宋时期选官制度对其政治局面形成所起的作用。
材料一
| 朝代 | 南方 | 北方 | ||
| 人口（户） | 占全国户口数比例 | 人口（户） | 占全国人口数比例 | |
| 西汉 | 2470685 | 19.8％ | 9985785 | 80.2％ |
| 唐代 | 3920415 | 43.2％ | 5148529 | 56.8％ |
| 北宋 | 11224760 | 62.9％ | 6624296 | 37.1％ |
——摘编自杨远《西汉自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
材料二 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荣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朝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摘自美国学者墨菲《亚洲史》
(1)据材料一，概括指出西汉至北宋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其根源。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述北宋初期为加强中央集权在地方管理制度上的创新表现。试从文化角度说明“宋朝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材料一 唐宋城市变革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城市在空间格局和制度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下表）。
| 唐坊市制 | 宋街市制 | |
| 城市空间形态 | 封闭 | 开放 |
| 坊与市的关系 | 坊、市严格分离 | 商、住逐渐融合 |
| 市的经营特点 | 封闭独立，官设官管 | 自由设市，无官员监督 |
| 市的经营时间 | 白天规定时间经营 | 出现夜市 |
| 市的经营业态 | 200余种 | 400余种 |
| 街道的功能 | 交通 | 交通、市民生活场所 |
| 肆的临街面特点 | 无侵街装饰物 | 伞棚、招幌、权子、彩楼欢门等装饰物出现 |
材料二 郑樵在总结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历史变迁时说，唐以前“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宋代门阀世族政治的消亡反映在人们的婚俗观念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士庶不婚的陈规被打破，婚姻重科举进士，婚姻论财等社会现象在宋代普遍出现，特别是世人嫁娶尤重钱财成为一时之尚，宋代商人以财买婚，通过与官僚、宗族、士人联姻进而跻身上层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冯芸《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朝相比，宋朝城市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所学知识，指出唐、宋婚姻观的不同，并分别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作简要评价。
材料 刘克庄（1187—1269），南宋著名诗人，莆田人。宋宝庆元年（1125年），刘克庄任建阳县令。建阳县坊里有义仓，贮米4000石，以备平抑米价及灾年赈灾之用。但由于历任县令贪污舞弊，这个庞大的义仓藏粮无几。刘克庄一上任，即检查义仓，发现存米不到800石，十分感慨。他决心重立义仓，想方设法募款，购米3000余石，使义仓恢复到原有规模。同时，为警戒后来者，特在仓门书下一联句：“聊为吾民留饭碗，岂无来者续心灯。”刘克庄这一举措深得其师真德秀（浦城人，官至参知政事）的赞赏，专为此作《建阳复账粜仓记》，文中称：这体现了刘克庄的“父母之心，仁人之言”。
——摘编自《刘克庄：“聊为吾民留饭碗”》
(1)根据材料，概括刘克庄对建阳县义仓所作出的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从刘克庄身上体现的精神价值。
材料一 东汉时期，士大夫以经术起家，凭借特有的文化权力日益“士族化”，依靠“累世经学”以达到“累世公卿”的目的。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便转而扩张家族的土地与财富，使得家族与政治结合，逐步构成了门阀的基础。曹魏时期的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具有血缘家族的一般性质和功能，又有明显的政治、军事色彩，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其政治色彩日渐突出。以士大夫官僚为核心，形成家族式政治集团，随之发展成门阀士族。在两晋的门阀专政下，士庶之分如天地之隔，连士族中的卑门和高门在权力上也有着天差地别，朝廷的要职多由高门门阀出身的人担任，并由以王、桓、谢等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垄断政权，封锢山泽，依官品占田。
——摘编自徐国富《浅述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
材料二 唐晚期及以后的家族组织逐渐褪却政治色彩.恢复了本来面貌。除供子弟读书科考外，不再追求整个家族的政治利益，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通过严密的家族组织系统和家族法规，履行着对外保护、赈济互助、开办书院等职能；通过宗谱义庄等凝聚宗族，化解社会矛盾；通过族学强化家族能力，促进家族长久繁荣。宋以后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其成员必是同一个祖宗的子孙，为笼络族人不离散，聚族而居，并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增强血缘向心力。在聚居下的兄弟分家现象尤为普遍，别立户籍，平均每户5口左右，由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核心小家庭。
——摘编自邢铁《唐宋时期家族组织的变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时期门阀士族的特点，并分析其兴盛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时期家族组织的变化，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 北宋大兴文教，从官学到民闾私学，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使中国古代教育完成了从汉唐时期的士族垄断向平民百姓下移的重要转变。教育事业的勃兴，一方面促进了律学、算学、医学、画学、武学等专科教育的发展和完备，加强了专门学科领域的深入研究，推动了北宋学术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另一方面北宋涌现出在政治、史学、文学、科技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知识分子，如韩琦、富粥、王安石、司马光、三苏、沈括等，对北宋乃至整个宋朝文化的兴盛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教育中心以及学术研究中心，宋代书院的繁荣也带动了理学的兴起。北宋的政治统治避免了宦官、外戚专权，这主要得宜于其开明的文化政策，特别是制定实施了积极的教育政策。
——摘编自刘芬《北宋教育政策探析》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宋教育兴盛的积极影响。
材料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完全成熟和高度发达的阶段，宋代科举取士空前之多，正是与宋代社会的高度发达密切联系的。重视门第的九品中正制是维护士族地主利益的选官制度；而不问家世的科举制则为庶族地主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科举制正是在庶族地主的兴盛、士族地主的衰败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摘编自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
从材料中提取一个观点，并运用所学知识加以论证。（要求：观点来自材料，任意一点或整体均可；论证须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秦汉实行独相制，开创了宰相任免制。发展到东汉时期，宰相权力逐渐向尚书台转移，尚书令成为事实上的最高行政长官。而隋唐开创三省六部制，变独相制为集体宰相制，变乾纲独断为集体议政，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唐朝前期，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和左、右仆射在设于门下省（后移至中书省）的政事堂讨论国政，集体做出重大决策。最初仅限于三省长官有资格参加政事堂会议，后来由皇帝指定参加政事堂会议行使宰相职权的官员也可参加政事堂会议，他们以本职加上“参预朝政”“参议得失”“参知政事”等名义，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唐高宗以后，则多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周中书门下三品”头衔参加政事堂集体议政，行使宰相职责，集体宰相制由此逐渐形成。这就使参政议政的人员范围明显扩大，收到了集思广益的效果。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杨峰飞《论三省六部制对当今大部制改革的借鉴价值与现实启示》
材料二 北宋税收发展变化情况简表
| 时间 | 赋税总额 | 农业税 | 商业税 |
| 宋太宗至道三年 （公元997年） | 约3559万贯 | 2321万贯 | 1238万贯 |
| 宋真宗天禧五年 （公元1021年） | 约5698万贯 | 2762万贯 | 2936万贯 |
| 宋神宗熙宁十年 （公元1077年） | 约7070万贯 | 2162万贯 | 4911万贯 |
——整理自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材料三 宋代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已经生长出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随着商业发展，宋代商人的地位上升，朝廷允许商贾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商人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交游权贵、为婚姻铺路，“不顾门户，直求资财”成为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宋代时常发生榜下择婿，富商及高官争相择新科进士为婿，新科进士也愿意成为商人女婿。
——摘编自张其凡主编《中国大通史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汉至隋唐宰相制度演变的趋势，并说明唐朝政事堂集体决策的作用。
(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宋税收的主要变化。
(3)根据材料三，概述宋代社会观念变动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