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永乐时期，内阁不过是一个待左右、备顾问的秘书性机构而已，自仁宣之后，由于得到皇帝的信任与青睐，内阁权力日益增长，逐渐有了票拟权和参与评议朝政的权力。嘉靖万历时期，内阁的发展达到顶峰，内阁得以以部院之职兼任大学士，品秩日渐加尊，班列也位于六部尚书之上。明初宰相制度废除后，分相权于六部，六部实际上成了最高一级行政机关，而嘉靖之后，内阁渐夺六部之权，至万历时，内阁首辅已俨然历代之“宰相”。

——摘自武萍《明代的内阁制度》

材料二   从1688年“光荣革命”一直到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英国国王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内阁的去留，内阁时而听命于议会，时而听命于国王，因此，在18世纪前期，英国虽然形成了内阁，却没有确立内阁制。直到1832年以后，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成长为统治阶级中最强大最富有的阶级，相反，土地贵族的力量迅速衰落。统治阶级各部分经济实力的演变终究要体现于国家政治权力的分配上。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在政府和议会中一步一步扩充势力，王权迅速衰落，议会主权迅速确立。因此，在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内阁制的各项原则逐渐确立，并最终形成了责任内阁制。

——摘自韦荣建《论英国内阁制度形成与发展》

材料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立监察机构御史台，由御史大夫主管，御史台并不是专门的监察机构，仅为分权而设置。汉朝继承并完善了秦朝的监察制度。汉武帝时期，监察制度进一步完善，除中央外，地方监察制度进一步改革，实行刺史出巡制，将地方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工作方式由常驻式改为流动式，由此制定了被称为百代不易之良法的《刺史六条》。此外，汉朝时期出现了我国古代第一个专门性的监察法规，即《监御史九条》。东汉时期首次出现了“专任弹劾”的专职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从此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初步形成。

——摘编自杨联《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变迁、特征及启示》

材料二：权力的集中利于行政命令的发布与实施，但也可帮助官员与监察机构间构建信息壁垒。尤其在信息通讯技术欠发达的封建国家，实权官员极易利用权力优势要求治下官员瞒报税收、虚报灾情、抵抗监察。人治背景下，监察权来源于皇权，监察制度的良好运行寄希望于皇帝的贤明，使其极难成为具有公定力、稳定性的法治制度。本意为“为朕耳目”的地方提刑按察使有权监督、弹劾监察御史，但是在明朝历史上几乎没有提刑按察使弹劾监察御史的案例。明嘉靖年间世宗皇帝迷恋炼道修玄，政事懈怠。到明中叶，随着监察官员威权日重，各种恶习也暴露出来，如攀结权贵、贪赃枉法……凌辱地方官吏，干扰地方行政。

——摘编自漆晨航《明代监察制度衰败成因分析与启示》

材料一   宋初承袭的是晚唐 五代藩镇—支郡—县的政区统辖模式,藩镇之长官节度使是事实上的高层政区首脑。太祖立国之初，即罢诸强藩典中央之兵,次则集天下精兵于京师，以削弱藩镇之力量。太宗时所有统县政区都直属中央。取消高层政区的后果,是中央难以因地制宜地处理数以百计的统县政区的行政事务,中央政策在地方之执行又缺乏有效监督。此后，转运使成为高层地方行政组织。

——摘编自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

材料二   大明政权建立之初，地方上承袭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制度。明初承袭了元代行省权大且集中的基本特点，“举凡钱粮， 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朱元璋认为这无疑会对其新王朝构成潜在的威胁,便把元代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即以承宣布政使司管理地方政务，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狱政，都指挥使司掌地方军权。但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也日益凸显:地方最高权力向三司分流,从而使地方明显缺乏自己的政治“中枢”，严重影响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效力，并且过于分权与钳制也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督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监察官的面目出现，并在实际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地方政权的最高中枢,弥补了这一“真空”，并凌驾于“三司”之上，总领一省、数省的军政、民政,从而日益走向封疆大吏。

——搞编自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

材料一   秦始皇本人具有极强的政治野心，希望在其统治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以满足无限膨胀的权力欲望。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模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自商鞅变法后，秦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韩非善于总结诸子百家学说，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分崩离析、颠沛流离，人民渴望一种安定的生活和稳定的政治局面，秦始皇统一六国，正合了时势的需要。

——摘编自胡学宇《集权主义以及秦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初探》

材料二   三省制形成于魏晋南北朝，确定于隋朝，完善于唐朝。隋朝三省职责分工和运行机制并没有明确，而职责明确、运行协调的三省体制，是在唐朝才得以形成的。唐朝在中央完善三省六部制，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负责草拟有关军国大事的诏旨；门下省是审署下达机构，有封驳之权，负责审查中书省起草的诏旨，如认为不当，可以驳回，此外，尚书省等各官署送呈的奏章，也由门下省先行审议驳正，门下省将审核意见提供给皇帝参考；尚书省主掌行政事务，负责执行政令，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全国各项政务。唐朝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和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都是宰相，三省相互牵制和监督，削弱了相权，保证了皇权的独尊。

——摘编自赵士祥《对唐朝三省六部制结构与特点的探讨》

材料三   历代丞相、宰相均拥有法定的权力，他们不仅“综理政务，统率百僚”，而且对皇帝也具有某种制衡的权力，因而皇帝有时也怕他们三分；而明代阁臣，包括首辅在内，其初只备皇帝顾问，仁宣后虽说拥有主票拟的权力，但票拟所提出的意见能否实行，却最终取决于批红，况且其中还有很多是属于奉命票拟。因而阁臣的权力决非是法定的。实际上阁臣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他们的信任程度，也容易受到其它各种因素的干扰，不同的皇帝，授予内阁权力的大小就不一样；即便是同一皇帝，阁权前后之变化有时也很大。

——摘编自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一 秦汉时期正是大一统理念完全定型的关键阶段。秦汉时期的最高统治者，都对统治思想进行了选择，用以规范、整齐全国上下的思想，并构筑了统一的制度文化。秦汉时期的思想家也全力以赴地弘扬“《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摘自黄朴民《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材料二 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给地方，乃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观点①明代的中国，从元代脱身以后 其实并未出现新的活力，反而自固于空洞的天朝大国框架，放下了元代曾接触的各种外来文化，一味保守中国文化，并且基于防御的心态，一切定于一尊。

——摘自许倬云《万古江河》

观点②晚明的大变局不是中国内部悄悄发生，而是有世界背景的，或者说是在世界潮流激荡下逐渐显现……一个启蒙时代来临了。

——摘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