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①海禁令在朱元璋时，周全又完备，到成祖永乐时虽不断重申，但他更关心的似乎是诏谕海外诸番，宣扬国威，显示皇恩浩荡。此后宣宗、英宗、景帝虽然恪守祖训，厉行禁海，但基本流于形式。明政府也许不曾想到，这场严厉的海禁相反却刺激了海上走私贸易的勃兴。因为沿海地区地贫土瘠，人口日增，人民生活困苦，至隆庆时终于被下诏废止。沿海地区人们纷纷出海谋生，维持生计。至于天启—崇祯年间，政治腐败，朝政混乱，内忧外患，则使海禁更是成为一纸空文。【1】②嘉靖年间，倭寇依旧，浙江巡抚朱纨以严刑峻法惩治“通倭大滑”“巨奸”，以加严海禁，结果反被罢黜下狱而死。1560年，凤阳巡抚唐顺之并请于浙、闽、广三省复设于嘉靖初罢废之市舶司，对外国商船管理，部议从之。

二、③历史的吊诡在于，西欧白银太多，明朝商品过剩。恰巧中国1567年“隆庆开海”正成为举国上下的开放共识，朝贡贸易开始让位于民间私人贸易，走私贸易从此变为合法贸易，东南沿海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出现了。明朝商品不仅价廉物美，种类繁多，而且生产量大，规模效应强，涉及丝绸、瓷器、茶叶和药材、食糖类，可以说，【2】④“正是中国的市场及其在制陶、纺织和一些农产品（茶叶）加工方面工业的发展，才创建了国际贸易的基础”。⑤就在短短的5年后，崇祯用一根绳索把大明王朝缢死在一棵老枯树上。历史以无情的现实再度诠释了“成也海禁败也海禁”的辩证法。

该学者探究中所运用到的参考资料：

【1】《明史食货志》，卷八十一，第57页

【2】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材料一   汉唐社会是“头枕三河（指司马迁所说的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西北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封闭轨道上。汉唐时期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尽管驼铃悠扬，商旅不绝，但这并不能改变当时中国的封闭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这种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长途贩运型商业，与宋以后兴起的主要为黎民百姓服务的、以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布匹、陶瓷、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农具、煤炭、木材、土地等）为主的规模型商业不可同日而语。晚唐以后，经济重心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加之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我国社会开始脱离了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改编自张全明、李文涛《宋史十二讲》

材料二   明中期时，郑和下西洋之事因前人转述或记载失真、变形，在世人认知中已与史实大相径庭。例如陆容《菽园杂记》对郑和下西洋航行次数、航行年代、随行人员等的描述都与史实有出入。世人对郑和下西洋的认识也多有异议，此时黄省曾广泛涉猎古今文献，尤其是随郑和下西洋人员马欢编写的《瀛涯胜览》等，如实记载了郑和下西洋时南海二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如《三佛齐国》生擒陈祖义、满剌加建碑封城、《苏门答剌国》生擒苏干剌等事。这不像同时代其他人因郑和是刑余之人而贬低他，反而称赞郑和是不辱君命、智勇双全的航海英雄。在“论曰”还肯定了明朝“王者无外，怀远以德”、公正平等“一视同仁”以及宽猛相济、恩威并用的对外策略，成为郑和下西洋史实的重要印证与补充，还原了郑和下西洋的原本面貌。

——改编自陈丹丹《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的史论价值》

材料一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有一种臆想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明朝试图超过元朝在海外的经营，也想要像西班牙王室鼓励哥伦布航海那样，做出新发现。……明朝的永乐帝在登基之前负责防卫北方，他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就是为了便利防守北部边疆，所以他对北方的威胁始终耿耿于怀。朱棣可能是想派遣使者与西边的帖木儿汗国联络，希望跟帖木儿汗国互通声气，包抄瓦剌蒙古的势力。首先，郑和航海之前永乐皇帝的诏书中就特别提到“今遣太监郑和往西域忽鲁谟斯（今波斯湾入口）等国公干”。他没有提到东非、印度、苏门答腊之类的地方，所以郑和七次航海，每一次都到位于波斯湾东南的忽鲁谟斯。其次，郑和手下有一个叫马欢的宁波穆斯林，回国后写了《瀛涯胜览》，他有一首诗:“忽鲁漠斯近海傍。大宛米息（埃及）通行商。曾闻博望使绝域，何如当代覃恩光。”忽鲁谟斯是由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的第一个海港，所以说它是“近海傍”。明初大宛是帖木儿汗国的心脏地区，距离蒙古盘踞的新疆非常近。

——摘编自张信刚《丝路文明十五讲》

材料   明代出现了大量内容涉及海洋的小说作品。探寻这些涉海小说的价值意蕴，有助于从微观视角丰富人们的历史认识。

——据程雁群《明代涉海小说研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