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江南城镇附近农户不事农耕，“尽逐绫绸之利”，渐成风尚，城镇中“络玮机杼之声通宵彻夜”的情形亦载于史籍。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职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清初在苏州复置官局，设机800张，织工2330名。至康熙六年（1667）缺机1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张。“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

——摘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二   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经济中能够直接应用机器生产的棉纺织工场微不足道，棉纺织业的工业化，还缺乏可资利用的现存的手工业基础。民族机器棉纺织业的纱锭数，截至1895年底止，“共为197396枚，工作纱锭162396枚，布机累积数4008台，工作布机3550台”。1895年后，机器棉纺织业成为华商投资设厂热潮的重点。据统计，“至民国2年（1913），中国全国华洋各厂共有纱锭982812枚，其中华商651676枚，日商233448枚。全国布机9389台，其中华商4633台，日商3546台，英商1210台”。日商与英商数量呈下降趋势。……这些经济的发展使民族资本家和产业工人数量增加，为救亡图存运动积蓄了力量。

——摘引自《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

材料一：由于植棉的普遍和棉纺织技术的提高，至明代中叶，上海地区已经是全国棉纺织中心松江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纺织中心，而且是棉布和棉花的集散地。到清朝初年，上海的棉纺织业，号称“衣被天下"。到十八世纪中叶，上海的棉纺织业，在工具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当时已经有棉布的包买商出现，时人叶梦珠说:“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在松江府西郊开设的百余家暑袜店，商人将原料发给“合郡男妇”制造，制成后交回店中，计件或计时给予报酬。

——摘编自张家驹《黄道婆与上海棉纺织业》

材料二：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江南棉商强烈感受到国际市场的挑战。江南棉商走出了一条既充满荆棘坎坷又富有竞争和进取，既蕴含着历史传统又富有近代意识的独特发展道路。交易方式上既有如交易所式的近代交易方式，也不乏沿街售卖的古老买卖形式，棉花品质判定上既有精准的数字标准化核定，也有完全依靠棉商经验的定夺，加工方式上既有先进的机器轧花，也有古老的人工轧花，这充分体现了中国近代商业贸易所呈现的多元结构和转型形态。其演变的动力“既有来自西方文明的示范和挑战，也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密切相关，是外来冲击与内在逻辑的合力推动”。

——摘编自于新娟《挑战与机遇：近代国际化背景下的江南棉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