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江南城镇附近农户不事农耕，“尽逐缓绸之利”，渐成风尚，城镇中“络玮机抒之声通宵彻夜”的情形亦载于史籍。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机房的职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清初在苏州复置官局，设机800张，织工2330名。至康熙六年（1667年）缺机1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张。“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

——摘编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二：在洋布畅销的情势下，90年代以后，中国官商也开始自设机器织布厂。先是上海设机器织布局，后来湖北也设立了机器织布局，开始在本土生产机织布。此后至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各地商人纷纷开设机器织布厂。仅在1897-1912年的十五年间，全国各地就新开设机器织布厂约六十家……掀起了一股设厂热潮……从此，民间俗称的“洋布”不再只是指由外洋输入的外国棉织品，而成为以新式机器纺织的机织布的通称。

——摘编自李长莉《洋布衣在晚清的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

材料一：手工业是中国古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中国的手工业就已经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西汉时期，在齐郡设置的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到明代前期时，官营手工业占用的工匠已多达三十余万人。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部门，同时古代中国手工业生产有着大量的发明创造，如造纸术、印刷术等；也有着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各项技术，如冶金技术中的灌钢法；同时古代中国陶瓷、纺织、漆器等手工业中令人惊叹的精湛工艺水平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摘编自黄文莲《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点》

材料二：在近代中国，无论城市的还是乡村的手工业，也无论是手工工场还是家庭手工业，大多是在商业资本的支配下徐徐发展。从1875年的磁州煤矿到1890年的大冶煤矿，在中国第一代的14家新式煤矿中，无一由原来手工采煤的土窑业转化而来。在商人包买主广泛控制下的手工棉纺织业，也无一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机器纺织工人。中国近代手工业在进入20世纪之后，一些手工工场开始使用机器。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始终以分散的个体生产为主体，没有摆脱“悉听小民自为”的家庭生产之境况。

——摘编自陈庆德《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趋势》

材料一：由于植棉的普遍和棉纺织技术的提高，至明代中叶，上海地区已经是全国棉纺织中心松江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是纺织中心，而且是棉布和棉花的集散地。到清朝初年，上海的棉纺织业，号称“衣被天下"。到十八世纪中叶，上海的棉纺织业，在工具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当时已经有棉布的包买商出现，时人叶梦珠说:“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在松江府西郊开设的百余家暑袜店，商人将原料发给“合郡男妇”制造，制成后交回店中，计件或计时给予报酬。

——摘编自张家驹《黄道婆与上海棉纺织业》

材料二：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江南棉商强烈感受到国际市场的挑战。江南棉商走出了一条既充满荆棘坎坷又富有竞争和进取，既蕴含着历史传统又富有近代意识的独特发展道路。交易方式上既有如交易所式的近代交易方式，也不乏沿街售卖的古老买卖形式，棉花品质判定上既有精准的数字标准化核定，也有完全依靠棉商经验的定夺，加工方式上既有先进的机器轧花，也有古老的人工轧花，这充分体现了中国近代商业贸易所呈现的多元结构和转型形态。其演变的动力“既有来自西方文明的示范和挑战，也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密切相关，是外来冲击与内在逻辑的合力推动”。

——摘编自于新娟《挑战与机遇：近代国际化背景下的江南棉商》

材料一   自明朝万历年间以来，雇工的身份有所变化，其人身自由度增加，与雇主的依附关系减轻。反映到劳动市场上，雇主主要依靠“劝”的方式激励雇工努力干活。清朝时期，在雇佣工人很普遍的江南，雇工不是贱民，与雇主之间存在着权利义务的关系。

——摘编自邢铁（论中国资本主x义萌芽的特殊性》

材料二   明清时期中国国力昌盛，经济对外依赖校小，因此可使政府实施大量对外贸易政策也无法显著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虽然郑和下西洋对我国当时对外贸易有一定影响，但其出发点却并非发展本国济，朝贡贸易所得商品大多为奢侈品，不利于市面流通。西方国家发生工业革命时最主要的原材料为铁、煤炭等物品，由于海上运输局限性，上述商品无法大量输入中国，因此我国错失大力力发展综合实力的最佳时机。

——摘编自张恋绮《明清时期期我国对外贸易特殊洪机》

材料一   到了清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之明后期又略有发展，“地区有了扩大；行业有所增多；手工工场的数目也有了增加；雇工人数在迅速增多……比如苏州、南京、杭州、广州、湖州、成都、盛泽等地的丝织业……苏州的棉染织业，以及某些采矿业，都出现了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以后虽然已经出现，但在封建制度的束缚和压抑下发展是很缓慢的。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这一新的经济关系还很微弱，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微不足道，仅是孕育在封建社会母体中的幼芽而已。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二   政府发起的自强运动，主要集中在沿海和条约口岸，这些地方更容易获得外国的资助，外国人及其企业如银行、贸易公司和工厂也主要分布在这些港口和租借地。而且这些地方比较安全、外资集中，使得中国商人都移居那里，同时，失去生计的农民也来到城市寻找工作，他们往往在外国人或中国企业家的工厂里聊以度日，越来越多的条约口岸成为中国金融、工业和人口集中之地，如上海、南京、广州、汉口和天津都发展成为相当规模和拥有一定财富的中心城市。城市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的成长，勾勒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美国学者门德尔斯1969年首次提出原始工业化理论，1972年将其扩展为“主要分布在农村中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它伴随着乡村经济的空间组织的变化”。中国明清江南工业是“超轻结构”，纺织业是明清江南工业中最大的部门，在对整个江南地区棉布产量的估算中，“明后期江南的棉布产量为5000万匹，清中期为10000万匹”。斜身式花机的出现大大改进了织机的性能，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增强了工人操作的精确度，发展了纹络花样等工艺，此外棉布的染色技术也有提高。在棉纺织业中最重要的分工为织和纺两大工序的分离，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的分离，家庭内部的分工。江南的松江、苏州、无锡发展为棉纺织基地。

——摘编自李伯重的《江南的近代化》

材料二   （荷兰）海上贸易十分发达，但本身存在致命的缺陷，其政治体制十分僵化，不能够灵活适时调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统治者们把大量的财富用于无休止的挥霍和个人消费，而不是推动本国的产业或者科技的发展……法国的科技发达，丝毫不亚于英国。但当时的法国缺乏工业革命所必须的土壤，路易十六认为科学家们只会高谈阔论，而不能为国家的税收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提升。英国的重点并不在于税收和关税的水平，而在于怎么使用这些税收，在1688年以后，英国的银行已经可以确保税收不会被花费在宫廷、皇帝、皇后的娱乐之上，而被直接用于支付政府赤字和皇家海军的开支。

——摘编自John U．Neson《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n England 1700—1900》

材料一   长安城位于八百里秦川中央，沃野千里，山环水抱，古代文献上把长安的地理条件概括为：“因奉之故，资甚关，膏腴之地”，“阻山带河，四塞以为国”。自周秦以来，关中农业生产发达，农耕文化发展迅速，是秦在关中平原中部开拓耕地和兴修水利的结果。西汉王朝定都长安，总计227年。这些为长安城成为当时最大的消费性城市创造了条件。

一摘编自王翠萍《西汉长安城的布局特色》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刘克、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逐渐代替青铜工具而广泛使用，传统的精耕细作技术已初步形成。大大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在土地制度方面，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在战国末期已经逐渐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粮食作物最主要的有：粟、黍、稻、麦、梁、菽、麻等。农作物产量有了提高。

——摘编自李玉梅《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

材料二   明朝，番薯、玉米、棉花等美洲高产作物由国外陆续传入，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国普遍载种。万历年间，耕地总面积超过七百万顷，为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的人口稳步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南宋时流行的俗谚“苏常熟，天下足”，晚明时期已转变为“湖广热，天下足”。晚明以后，湖广的米开始被长途运送至江浙、闽广等地区贩售，使当地农民开始改种经济作物。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及随之出现的长途交通，都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摘编自复旦大学《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三   伊感可教授发现：中国在16-19世纪的经济存在“高度平衡陷阱”，即指由于农业剩余的减少以及人均收入和人均需求的下降，劳动力越来越廉价，而资源和资本越来越昂贵。因此，随着农耕和运输技术的日趋完善难以作出细小的改进，农民和商人的合理策略取向不是去发明省力的机器，而是经济地使用资源与固定资本。一旦出现任何短缺时，基于廉价运输的商业灵活性是比发明机器更迅速、更可靠的补教办法。巨大而静态的市场，无法在生产体系中创造出有可能促进创造力的瓶颈。正是这种传统经济的发展使有利可图的发明变得越来越困难。

——据杜君立《现代化的历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