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树的国家。到唐朝时，我国茶树栽培已扩展到长江流域及其南北各地，饮茶之风遍及全国。唐朝的茶文化包含了和谐、中庸的思想，强调饮茶自修内省和超然物外的审美境界追求。宋朝《东京梦华录》记载，“朱雀门外……东西两教坊（掌宫中教习音乐的官署），余皆居民或茶坊。”

——摘编自张福新《茶文化》

材料二 下面为近代前后中国茶叶产销情况统计表（单位：万担）。

——据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

材料一   19世纪以前，中国茶叶贸易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茶叶不仅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而且曾经是一种战略物资，长期受到政府的掌控。但从清中期开始，延续了一千余年的传统茶叶市场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突出表现为：第一、传统的茶马市场衰落下去了，政府对茶叶市场的控制逐渐放松，市场自身调剂的力量越来越强，这为茶叶市场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了条件。第二、国外茶叶市场的重要性愈来愈突显，18世纪是中国茶叶走向世界的关键时期。

——摘编自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

材料二   茶叶最初在伦敦上市时，每磅价格高达3英镑10先令。茶叶价格的大幅下降始于18世纪30年代。到18世纪末，英国社会各阶层，无论性别和老幼，平均每人每年的茶叶消费量超过了1磅。英国国内每年对茶的需求量大幅攀升，但白银的数量不够支付茶叶费用。茶叶危机就这样产生了。

——摘编自【英】艾伦·麦克法兰等《绿色黄金：茶叶帝国》

材料三   1876年后，中国茶叶出口开始出现不景气，突出表现是量增价减。尤其是在1877—1888年，出口量增加很快，但因为受到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出口的影响，中国茶出口价格迅速跌落，而且对英国的出口开始减少。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茶叶消费增加的部分几乎全是印度茶，华茶增加微乎其微。“这是华茶在英国的前途将更趋黯淡的一个征兆”。

——摘编自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

材料一   按照《南京条约》，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并开放五个对外通商口岸——广州、福州、宁波、厦门和上海。英国领事可以居留于这些港口，英国商人可以在此租借土地，用于居住和经商。中国还同意实行一种按照价值的5%固定下来的统一关税，若要变动这一关税，须经双方同意。这一条款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因而控制了中国的国家收入。此外，第二年缔结了一个补充条约，承认英国人在刑事案件方面的治外法权；条约还包括一项最惠国条款，保证英国人享有中国在将来准予其他国家享受的附加特权。

——以上材料均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英国强行挑起争端的主要目的是要除去中国设在经商道路上的无数障碍。不应忘记，英国人到19世纪中叶几乎开始相信有一种在世界各地经商的神圣权力，并认为一些政府禁止自己的国家自由贸易是不合自然规律、应该受到谴责的。

材料一：唐代的坊统一以鼓声为准，由坊正负责坊门的启闭，违反规定就要受到处罚。夜晚，全城街道实行严格宵禁，即便是官员也不例外。居民被固定在坊内的封闭空间里，不得破坏坊墙。唐代“市”的形制建设更加规整方正，而且还建立了完备的市署官吏系统，对市场进行管理。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不禁夜市，百姓在三更前可以外出行走。宋太宗时期出现侵街现象，临街设邸店的事情时有发生，政府屡禁不止。宋仁宗景佑年间(1034~1038年)，允许临街开设邸店，商人只要纳税就可以到处开设商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开封府的鼓楼已不再击鼓，京师的警卫也不再执行夜巡制度。

——摘编自张春兰《唐宋城市管理制度的演进》

材料二：从现在研究来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列强所选择的通商城市和租界，还是清政府所选择的优先发展的工业城市，其目光皆仅局限在少数几个点上，且主要是沿海和沿江城市，内陆地区及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被清政府的官员和外国侵略者所忽视。城市社会的变迁固然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但是也带来了城市社会的复杂和混乱，城市化的质量和水平更是相当低下。近代城市空间出现新城、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窟同时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