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认为李鸿章是晚清近40年来第一流紧要人物，但又只是一个“纯臣”和“庸臣”，因此不能“将中国之失政尽归于李鸿章一人”。他认为，李鸿章对洋务的认识最多。但他只知洋务，而不知有国务，最终难逃失败；在外交上，李鸿章对处理中日外交，无功亦无罪，只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但他误国之罪“无庸置论”，他的外交历史，实失败之历史。
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学术界认为李鸿章一生的历史，是一部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历史。李鸿章是镇压革命人民的刽子手、封建社会的维护者，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反动买办，在外交上是一意主和的卖国贼。
改革开放以后.著名学者陈旭麓认为，李鸿章办的许多企业是为了抵抗外国，他所创建的海军炮口是对外的，更多的是对着日本侵略者的。他还认为，李鸿章有爱国之处，但不能否认他的确有不少误国之处。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李鸿章虽有抵御外侮的愿望，但其办理外交是为维护清王朝统治服务的。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李鸿章办理外交有积极的一面，其外交实践要具体分析。
——摘编自戴仕军《李鸿章研究概述》
(1)根据材料，概括不同时期的学者对李鸿章的评价。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对李鸿章不同评价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有一个演变过程。前期更侧重于血缘上与周王室的亲疏，强调华夏诸国是同胞兄弟，夷狄是外族。到春秋中后期，“华夷之辨”在内涵上更专注于文化上的进步与落后，把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明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以文明与野蛮而不是以种族来区分华夷的观点。“华夷之辨”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并变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抵御相对落后的游猎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征服。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大国争霸战争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华夷的融合，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 洋务运动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别”的世界观，承认“夷狄”却有许多比中国优越之处，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中国不能拘泥于祖宗之成法，而应循用西洋之法以求逐渐富强，否则中国永远处于落后挨打的地步。这种交易进化的历史观，朦胧地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洋溢着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章开沅、朱英《中国近代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华夷之辨”的发展变化，指出这种观念的积极作用。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派“华夷”世界观的新特点，举例说明洋务派基于这种新世界观所作的努力。
材料一 前工业化时代，英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是一种保护性的商业促进政策，其对进出口的一些限制，譬如禁止进口印度棉织品，禁止技术输出和采取保护性粮食政策等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随着英国工业制造业能力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品竞争力的提高，新兴工业利益集团开始积极推动贸易的自由化。（19世纪）20年代，英国与各主要国家订立了互速关税协定，把工业品的进口率降低到平均30%的水平，取消了丝织品进口禁令，降低了生丝、羊毛，煤等原料的进口税率，废止了包括机器在内的所有输出品的限制。
——摘编自王文丰《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
材料二 美国学者门德尔斯1969年首次提出原始工业化理论，1972年将其扩展为“主要分布在农村中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它伴随着乡村经济的空间组织的变化”。中国明清江南工业是“超轻结构”，纺织业是明清江南工业中最大的部门，在对整个江南地区棉布产量的估算中，“明后期江南的棉布产量为5，000万匹，清中期为10，000万匹”。斜身式花机的出现大大改进了织机的性能，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增强了工人操作的精确度，发展了纹络花样等工艺，此外棉布的染色技术也有提高。在棉纺织业中最重要的分工为织和纺两大工序的分离，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的分离，家庭内部的分工。江南的松江、苏州、无锡发展为棉纺织基地。
——摘编自李伯重的《江南的近代化》
材料三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以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中国于十九儿世纪后半期创建新式工业。当时，西方拼命地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而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却是如当时洋务派所说的“机船矿路”。“机”主要指兵器，“船”主要指战船，“矿”主要指煤矿，“路”指铁路。为了制造“机”“船”，修筑铁路，钢铁的生产也突出出来。这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都是追赶时代的。可以说，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从封建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开明派部分地捕捉到时代脉搏。认识到这些基础产业和设施对中国“求强”“求富”的重要意义。
——董志凯《从“机船矿路”到“瓶颈产业”—中国百年投资结构之联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贸易政策的变化及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江南早期工业化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近代化兴起的时代背景及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特点。
材料 李善兰自幼聪明好学,勤于思考,14岁时,就靠自学读懂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6卷。后与伟烈亚力合译《几何原本》后9卷、《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与艾约瑟合译了《圆锥曲线论》3卷,标志着近代数学已经在我国出现。与艾约瑟一起译出的《重学》20卷,是我国近代科学史上第一部力学专著。此外又与英国人韦廉臣合译了林耐的《植物学》8卷。他在译著中创立起许多新的概念、新的名词、新的符号,都沿用至今。李善兰将近代数学思想运用于解决我国传统课题之中,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主要有尖锥术、垛积术和素数论。其中最为出名的“李善兰恒等式”,引起国际数学界的广泛兴趣。1868年,李善兰走马上任北京同文馆“天文算学馆”总教习,他所教的学生,不少成为名家学者。
—摘编自于应机《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李善兰》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李善兰对中国近代科学的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李善兰的精神品质。
材料一 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据《曾文正公文集》
材料二 及廷议购机轮，置船械，则力赞其成。复建议选学童习艺欧洲……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于礼……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据《清史稿.曾国藩传》
材料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国藩是一个被全面否定的人物，是典型的地主阶级反动派，受到了批判。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一股积极评价洋务运动的热潮，认为曾国藩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兴起，他是一个识时务者。
——摘编自孙占元《十年来洋务运动研究述评》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曾国藩被评价为“中兴以来，一人而已”的依据。
(2)根据材料三，指出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对曾国藩的评价有何变化？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19世纪后期，山东省城济南的商贸发展已远不及烟台、青岛等“约开商埠”城市。随着胶济铁路即将竣工，德国势力必将籍铁路的便捷，由胶澳一隅向山东腹地扩张。1904年5月，在时任山东巡抚周馥和前任巡抚袁世凯奏请之下，在胶济铁路沿线最重要的济南、周村、潍县三地自开商埠。
——摘编自王音《济南“自开商埠"百年回眸》
材料二 济南开埠后，在山东政府“通商惠工"政策的扶持鼓励之下，中外资本源源流入。民办近代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洋行林立。至辛亥革命前，济南的城市人口由开埠前的12万增至25万。
——摘编自王音《济南“自开商埠"百年回眸》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济南开埠的原因和特点。
(2)根据材料二，简析济南开埠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到1894年，中国大约有216个机器厂矿和小火轮公司。其中洋务派军事企业19个，经费约5000万余两，雇用工人1万余；洋务派民用企业共约27个，经费2964万元，工人25500-29500人；私人资本企业170个，投资额879万两，工人6万多。这一时期以民族工业兴起为重要表现的经济结构转换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结构中，新因素虽微乎其微，但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原动力。
－摘编自许涤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
材料二 “通州之设纱厂，为张謇投身实业之始。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中日事定，前部督张属苏、镇、通绅士，招商集股，设机厂，造土货，謇亦承之。”“状元办厂”是令人惊异的，但却决不是偶然的，它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1899年，该新型纱厂的诞生，也标志着张謇开始从传统的士人群体转向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群体－资产阶级。
---摘引自杨立强《张謇存稿》等
（1）根据材料一，指出经济结构中出现的“新因素”，概述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写出“新型纱厂”的名称，概括促成“状元办厂”的历史动因。
材料一 下面为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主要企业地理分布示意图。
材料二 由于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还是封建性的，虽然从外国搬来了机器设备，办了资本主义企业，但社会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却完全是为封建阶级服务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创办人，除了商人和买办外，绝大部分是地主和官僚，非朝廷命官，即地方士绅，总之都是封建制度的代表人物。在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中的“商”，并不是普通商人，而是有官僚身份的大地主大买办和特权商人，并都是与洋务派官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尽管如此，仍然是大官压小官，大鱼吃小鱼。如投资上海织布局的郑观应、龚寿图、蔡鸿仪、经元善等人都是三品以上的大员，而仍不免为李鸿章所宰割。
——摘编自李宝珠《论障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原因一傅筑夫教授的谈话追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企业的分布特点及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因素。
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京津地区历史大事简表（部分）
| 时间 | 事件 |
| 1861年 | 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由恭亲王奕䜣担任总理大臣 |
| 1867年 | 崇厚在天津创立天津机器局，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兵工厂 |
| 1878年 | 朱其昂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 |
| 1895年 | 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宣传维新思想 |
| 1897年 | 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翻译《天演论》 |
| 1903年 | 袁世凯在天津重视市政建设，创设巡警制度、着手建造天津北站 |
| 1903年 | 清政府颁布《奖励公司章程》，提出奖励工商 |
——摘编自郑师渠主编《中国近代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京津地区在经济、政治、思想方面的变化为主题，自拟题目，任选一角度加以论述。（要求：明确写出标题、主题鲜明，表述成文、持论有据、逻辑清晰。）
10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雍正时期，各地奏请开矿，清廷经常以“开矿聚集亡命，为地方隐忧”为由，下达“严行封禁”“永远封禁”等命令；对一批朝廷获利甚多的矿产，则由朝廷和地方官府严加控制。
1872年，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指出，上海各工厂“日需外洋煤铁”极多，“可忧孰甚”。他建议清政府“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清政府采纳李鸿章建议，决定先在部分地区试办“开采煤铁事宜”。
——摘编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政府在雍正年间与19世纪70年代矿业政策的差异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