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管仲认为税收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据此，他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将税收隐藏在商品里，进行间接征收。“管仲变法”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后者的实现，正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从而也衍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

——摘编自吴晓波《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仅有存银3万余两，列强一再催促庚子赔款并以不干涉之名迟迟未承认中国共和体制，南方革命军也停饷告急，兵变危机频传。为此，新政府保证继承前清条约与承认列强在华既得权益，进行了一场长达一年多引进外资以改造中国财政体制的国际借款谈判。不过，由于中国官民十分排斥晚清以来被世界列强不断使用的“改造”或是“维新”等具有强烈民族优越感的名词，而由为革命破坏后之“善后”以建新国的用字词汇所取代。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