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学本质上和小学、中学等不属于同一类型。大学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它到底哪儿重要呢？“必须强调，大学这一机制实际是中世纪的发明”，大学是一个社会最基础的当然也就是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机制。大学一开始是一个买卖知识的地方，买卖的对象是法学的知识，第一个大学就是以法学院闻名的博洛尼亚大学（创立于公元1088年）。教授们把查士丁尼制定的《国法大全》拿过来当材料研究，使得法学知识得以系统化地生产，法律因此厚重地重新覆盖了整个西方。

大一统的王朝不可能有大学，只会有国子监，读书人不是去那里买知识，而是去接受内容完全确定的培训，成为权力系统需要的接班人。大学和这种教育机构内在的逻辑完全不是一回事。

——摘编自李筠《中世纪：权力、信仰和现代世界的孕育》

材料二   进入20世纪后，西方历史学的危机开始展现。局限于文字史料的民族国家历史书写造成了领域的狭窄化，追求客观写史的理论在实践中遭遇质疑，对历史学学科性的强调排斥了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流。从19世纪到20世纪，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纷纷形成并兴起，丰富了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暴露出传统史学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不足与缺陷。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推动了西方社会的民主化和世俗化进程，普通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和影响日益加强。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所引发的各种弊端，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和反思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念，重新思考直线的历史进化模式。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由此造成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知识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产生很大影响，这都使西方进步的历史学家逐渐转向政治以外的其他人类生活领域，以布洛赫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应运而生。

——摘编自樊江宏《法国年鉴学派研究》

材料三   梁启超指出，中国旧史学有“四弊”和“二病”。四弊为：“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中国之史……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夫陆沉我国民之罪，史家实尸之矣。”“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为何？曰理想是已……今中国之史，则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二病”为：“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

——整理自梁启超《新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