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时期，各诸候国本土货币已深渐向其他区域流通，如以赵国为代表的布币使用区域、以楚国为代表的传统蚁鼻钱使用区域，均出现了齐国刀币的大量流通。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秦国铸造了不同于中原各国货币形态的圜钱后，东方各国相继出现仿铸现象。魏国迁都大梁后，为了适应与楚国部分地区进行商品贸易的需要，也铸造了以楚国寽为单位的布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摘编自王晓博《从货币角度看战国时期商品贸易的发展和繁荣》

材料二   明清时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市镇，一大批工商业市镇以及商品经济发达的府域得到快速发展，其中江南地区尤多。刘家港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依托发达的航运，商品北达京师，西至巴蜀，甚至销往欧洲，消费市场十分广阔。明中后期的苏州，占总人口半数以上的手工业者或与之相关联的从业人员在当地生产出的大量商品都被销往外地，江南地区自古就有“重农不抑商，扶商不危农”的商贸传统。江南市镇从农村商业产业链的发端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发展手工制造业，向内、向外拓展交易市场，形成了富有江南特色的商品经济模式。

——摘编自张轶伦《明清江南市镇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

材料三   在中国经济沿着市场经济轨道逐渐推进的过程中，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从1985年开始全面铺开，并在1992年之后取得了重大成就。据统计，在零售商业经营比重中，国有商业下降了13.3个百分点，而私营和个体商业却上升了28.7个百分点，但在批发商业中，国有商业和集体商业从业人员仍占绝对优势，比如在全国36万个批发商业机构和755.3万从业人员中，国有商业分别占45.3%和65.9%，私营和个体商业仅占9.2%和1.2%。此外，1993年，农产品专卖中，仅涉及烟叶、定购的棉花和一小部分粮食，工业品出厂价格由国家定价的商品所占比重不到1/4，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中国家调拨价比重也下降到了28%。

——摘编自吴硕《向市场经济推进中的中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

材料一   一脉相承又不拘定法的创新精神，是近代以来中国追寻梦想的逻辑，“变者，天道也”，但托古改制、变法维新等种种改良方案都无法实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承载着历史选择和人民冀望的中国共产党，把科学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的伟大革命，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开辟出一条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道路，用伟大创造点亮伟大梦想的明灯。

材料二   40多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改不改”的回答更加坚定，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改什么”“怎么改”的认识更加一致，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民之所望，改革所向。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让发展活力充分迸发，让社会财富竞相涌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正是改革开放最本原的初心。40多年来，既坚持在立足国情中探索发展道路，又注重在放眼世界中把握时代潮流，打开国门搞建设，坚持开放优先，以开放促改革。今日中国之开放，不只是与世界同行的自我发展，更是回击逆流、引领潮流的主动担当。

一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人民日报宣言：改革开放天地宽》

材料一   明隆庆以后，政府改变以往的朝贡贸易体制，每年在广州举办春夏两季交易会，主要输出如粮食、糖、花生、生丝、棉纱、瓷器等中国商品，以增加财政收入，广州成为东方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但嘉靖《问刑条例》律令仍然以严刑峻法惩治违禁下番者。从1757年始，清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对外贸易，限定仅在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实行十三行贸易体制。

鸦片战争后，十三行通商体制结束，五口通商，买办兴起，外国商人在广州投资开设洋商行，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广州的外贸。在这一时期，广州外贸出入口商品品种不再受禁令限制，广州港进口商品分为洋货进口和国内其他口岸进口的商品，进口商品有鸦片、洋布、洋棉等机器生产品，出口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原料和手工业产品。近代以来，广州贸易额仍在缓慢增长，但已经被上海反超，其占全国贸易额比重逐年减少。

——摘编自李庆新《广州“交易会”及其制度改革（1567—1644）》等

材料二   1957年4月15日，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此后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在广州各举行一届中国出商品交易会。1999年春第85届广交会，有4家民营企业首次参加，2005年秋第98届有4619家民营企业参展，所占比例达到36.57%，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成为广交会第一火参展主体。早期广交会主要是中国的出口产品，以农副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自2007年4月第101届起，广交会由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增加了进口展区。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口产品逐步过渡到智能化、信息化、高端化、品牌化，还举办网上交易会。2023年第133届广交会有226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报名参会，全球47家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来说，广交会不仅是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窗口，更是与来自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的买家进行交易的平台。

——摘编自胡光霁《1956—1965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若干问题研究》等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源于传统儒家的“养民”和“聚民”思想，其目标是赈恤农民、维持农业生产和平抑价格，具体包括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六类行为。清代国家干预粮食市场的相关政策以蠲恤制度为中心，依托于田赋制度、关税制度、漕运制度和仓储制度等诸多制度。其中，漕运和仓储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奏报制度提供了高效的信息支持。清代对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国家干预粮食市场行为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方式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在乾隆朝前后已形成定制，并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正式制度，对粮食市场产生了长远影响。

——摘编自胡鹏、魏明孔《养民与聚民：清代粮食市场中的国家调控（1644—1840）》

材料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尽管粮食（作为商品）也自由流通了一段时间，但总体上粮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的是紧缺管控政策。195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足情况下的分配问题，以保障城乡居民人人有饭吃，以及工业生产对粮食的基本需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整套粮食定量供应的紧缺管控政策，尤其粮票，可以说是紧缺管控政策的核心与灵魂。1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开始全面进入社会。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三   2001年后，国家先后在8个省份进行粮食收购工作与销售放开试点工作，后又于2004年宣布在全国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粮食价格。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在消费端具有很强的刚性，但其生产端受到气候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价格容易大起大落，所以在中国放开农业市场后，为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及其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先后针对水稻、小麦等粮食品种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摘编自罗荃《新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演进内在逻辑与改革战略取向研究》

材料一：1607年英国在弗吉尼亚建立第一块殖民地，荷兰、法国等国的移民接踵而至。英国颁布鼓励北美殖民扩张的《特许状》，到1783年北美接受了将近100万来自欧洲的移民。其中自由移民大多来源于母国的上层社会，包括与王室关系密切的贵族、冒险家、商人，后来多成为殖民地的管理者。另一部分是契约工，多是来自非洲的黑人。因贴有“契约”标签而被称为“非自愿”移民。移民到北美的英裔、荷裔等众多族裔之间混血通婚，造就了“美利坚”民族，民族意识不断高涨。独立后的美国积极引进欧洲熟练的手工业技术人员。林肯时期，国会颁布了鼓励外国移民开发西部的《宅地法》和鼓励外国移民定居美国的《鼓励外来移民法》。总而言之，来自于不同国家的移民为北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沈坚《地理大发现后流向新大陆的移民潮》

材料二：1984年10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农民进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在小城镇落户，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之后人口迁移规模迅速扩大，宏观迁移流向发生逆转。从延续数百年的向北、向西开发自然资源富集区、边疆地区、人口稀疏地区的迁移流转变为向东部沿海地区、东南沿海等地的迁移。1984年以来的十年间，省际年间迁移人数由120万增加到320万，迁移率由1‰左右上升到2.5%以上。关于城乡间人口迁移的统计数据表明，在1990—1995年的五年时间内，农村迁向市镇人口达1194.71万人，而接下来五年这一数字高达5065.50万人次，“民工潮”的蓬勃兴起，推动和加快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摘编自李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人口迁移及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