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下表是明清时期在贵州推广科举制后的相关记载摘要。这说明，科举制的实施（     ）

材料一：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同时，乡村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了维系王权，封建国家采取“官民共治”的形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推行“乡里制度”。乡里制度从秦王朝创立到清末衰竭，经历数千年的变迁，其形式和称谓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却一直延续。“乡里制度”借助宗族制度强化对乡村的管理，用行政手段编制乡村社会，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它直接决定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

——摘编自骆正林《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家族势力与国家势力的博弈与合流》

材料二：抗日战争摧毁了疲弱保守的中国乡村政治秩序，刺激了民族意识的萌发，也带来了乡村社会重建之契机。中国共产党以农民的利益为切入点，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各阶级阶层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的调整，开始建设乡村社会新秩序。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农抗会、妇抗会、教抗会、青抗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为基础的现代行政体系在敌后根据地出现，并成为乡村社会新的权力中心，在此基础上，1941年前后地方政权建设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全面展开。这一切彻底改变传统乡村的面貌和发展方向，也为中国共产党后来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聚集资源，推进乡村乃至全国变革作了准备。

——摘编自杨丹伟《抗日战争与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

材料一：孟德斯鸠所言，“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但是，民法法典化的本质正是政治运动，始于18世纪晚期的欧洲法典化潮流无不服务于各种政治目的。法国民法典成为法国革命的皇冠，巩固和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理念；意大利民法典直接促进了亚平宁半岛的统一；奥地利民法典迅速将奥匈联结整合，这些国家皆通过法制统一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立。

——摘编自张亮《世界史中的民法典与新中国民法典的编撰历程》

材料二：2020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确认了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等民事法律基本原则。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民法典编排体例上的重大创新。婚姻家庭编规定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家庭成员，宣示“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针对新冠疫情出现的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摘编自陈映虹《解读〈民法典〉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