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古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管理主要依托乡里组织展开和进行。乡里组织不是一级政权单位，它没有政权赋予的立法权、司法权及法定的执法权，也没有组织体制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但却在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居于主导，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以相近地域和血缘结合起来的古代乡村、宗族组织及宗族制度占有显著地位，它们交织缠绕、影响以至操纵乡里组织。在古代中国乡村社会中，乡绅拥有基层社会赋予的“天然”权威，乡绅的特殊地位使其具有抗衡地方官吏的资本，当朝廷过分干预乡村事务时，他们往往会作为民众的代表与官府抗衡。
——摘编自薛冰、岳成浩《古代中国基层自治实践对现代公共管理的意义》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通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成功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政治动页。1950年12月，政务院通过了《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以规范乡村治理秩序；1951年4月，政务院要求“已完成土改的地区，应酌情缩小区、乡行政范困，以便利人民管理政权，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为了给民众的政治、生产、生活作出全面的指导，党和政府分门别类组建各种工作队、工作组深入基层社会，无论是党群、民政、财贸还是教育、政法等系统，回家都对干部队伍进行了全面的培养与组建。
——摘编自杨娜《1949—1956：中国乡村社会政治权利结构的变迁》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实践，我国农村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建设取行巨大成就。截至2007年年底，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都普遍完成了六届以上村委会换届选举。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基层民主实践正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参选率在有的地方高达90%。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逐渐探索出“海选”“两票制”“无候选人选举”“组合竞选”等村委会选举模式、中国85%的农村已经建立了实施民主决策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真正实现了民主决策和自我管理。
——摘编自王久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建设的考察）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政府、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推进基层自治方面的举措。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政府在农村基层自治方面取得的成就。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评价中国古代政府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政府在推动农村基层自治方面的做法。
材料一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存在着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思想，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同盟会誓词理解为在“十八行省”范围内建国，而将东北三省以及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视为可有可无之地。当时南方的革命阵营里包含一些立宪派、旧官僚和温和革命派成员，他们大多反对这种狭隘的民族观念。1907年，杨度在《中国新报》上发表文章，认为狭隘的“民族建国主义”会导致国家分裂.以至遭列强瓜分而亡国。此后，民族平等、团结的主张影响越来越大。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民国历届政府和各政党领袖都大力提倡民族平等，但多表现在理论阐述和宣传等方面，而较少应用于实践。
——摘编自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民族平等从理论层面进入到社会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平等”的概念充分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宪法和纲领性文件中，并指导着新中国民族事务工作。为了全面贯彻民族平等政策，从1953年起，国家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考察工作.对民族成分和民族称呼混乱的状况进行了统一规整，至1979年，55个少数民族被正式确认公布。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民族利益观和价值观，创新地将“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相结合，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
——摘编自何一民、刘扬《从“恢复中华”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1)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以来，中国民族观念经历的变化，并说明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工作的成就，并简要说明其意义。
材料一 从独相到群相再到兼相，相权在历代皇权主持下的改革和裁抑过程中逐步萎缩，最终从体制上被废除，仅在形式上以内阁制和军机处的形式保留部分权力，而皇权也在逐步集权的过程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
材料二 无论是明代的内阁，还是清代的军机处，都不是事实上的宰相府。自明太祖废除丞相后，无论是内阁制中的首辅，还是军机处的军机大臣，都仅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班子的首领，他们仅有参议政事的权力，并无相应的决策权。但在具体的施政过程中，阁臣和军机大臣还是具有相权的一些特征。他们兼有相权之职，但无相权之实。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任怀国等《资政通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以秦、唐、明为例，写出与“独相”“群相”“兼相"对应的制度名称。
(2)仔细阅读材料二，概括明代内阁首辅与清朝军机大臣的共同特点。依据材料一、二及所学知识，指出从“独相”到“群相”再到“兼相”更迭所呈现的变化趋势。
材料一 皇帝不可以未经中书门下（三省）和枢密院而将“圣旨”以“指挥”的形式直接下达有关机构，否则，便不符合“国体”。中书门下（三省）和枢密院在接到皇帝批发的“指挥”后，也要参照前后敕令审度可否，然后行下。这样，能够防止内外臣僚通过不正当途径要求皇帝“内降恩泽”，防止“侵紊纪纲”增长侥幸”。中书门下（或中书省）和枢密院“宣奉”皇帝的命令，还要录付门下省审读，藉以驳正二府的失误。
——摘编自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有人统计：“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事务的庞杂，使朱元璋感到“密勿论思，不可无人”……于是，同年九月，朱元璋依仿古制，设置了四辅官，但任四辅官的王本等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朴无他长”，不能胜此重任，相继致仕（退休）。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又依仿宋制，设立殿阁大学士……大学士为皇帝的侍从文臣，兼备咨询，由文官兼任。但终洪武朝所设殿阁之职，对国家事务“鲜所参决”，仅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概括材料一，指出宋朝中枢机构的特点。
（2）指出材料二中朱元璋感到“密勿论思，不可无人”的直接原因，并综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古代中枢权力机构有何认识。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总特点是“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之后有不断弱化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新中国成立至朝鲜战争结束，严格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随着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国际局势的缓和，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随着新中国国内政治氛围的“左”转和中苏关系的破裂，政策转向依靠美、苏之外的“中间地带”。虽然经历了变化，但大体来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突破“一边倒”战略，只是在中苏同盟的基础上进行有限调整。
——摘编自陈少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材料二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逐步调整对外政策，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针对苏联的“一条线”外交战略。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即主张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促进经济共同繁荣。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并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恢复和发展正常关系，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深刻、最成熟的一次。
——摘编自颜永琦《从结盟到不结盟——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调整背景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具体表现，并分析当时调整外交政策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