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有治人无治法，这种法律文化体系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即人-法-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长幼亲疏被认为是永恒的秩序，法律常常只是附加了刑法的伦常。在我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民法没有自己的位置，而刑法却比较完备。而近代西方，法权出于上帝，法律至上。皇帝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整个国家的管理者，而不是主人，法律是整个国家约定的由皇帝监督执行的约定，法律代表了公平、正义和善良。另外，西方的民法和契约的发展比较完善。
——摘编自李光宇《中西方法律文化特征之比较》
材料二 西方列强的侵略使历史悠久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但西方法律、法学之蓬勃物输入，主要是由中国资产阶级各派推动的，其中包括革命派、改良派及一些为官清廷但具有社会改良思想的法律学家。随着资产阶级法律、法学的输入，社会舆论成以法政为立国之本，法律知识得到普及。中国的司法机构也开始不同程度地仿照英、美、日的体制进行改革。此外，国际法也成为了清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依据，尤其在制衡肆无忌惮地违反国际法的帝国主义分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袁敏殊《西方法律、法学的输入与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国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法律、法学输入近代中国的背景，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中，乡村社会的规范主要靠"礼治"，这种"礼治"在古代道德普遍法律化的情况下，具有法律效力。并且，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其解决争端的方式首先要考虑"情"，然后是"礼"，再次是"理"，最后才是"法"，乡村社会"无讼而治"。
——摘编自郁建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
材料二 费孝通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中指出，"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多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摘编自梁治平《从礼教到法治；中国近代的基层治理与民，间社会》
材料三 2013年，桐乡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探索试点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一场以"三治融合"为手段，以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为载体，以"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为目标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轰轰烈烈地铺展开来。经过多年实践，为全国提供了生动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桐乡样本"——充分调动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让村（居）民共同参与决策和治理的全过程。
——摘编自吴卓尔、徐晓叶《深耕"三治融合"黑土地，桐乡开出和谐花》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方式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3）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和近代相比，现代中国"桐乡样本"的进步性，并阐述其意义。
材料一 太宗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
——《贞观政要·论务农》
材料二 （在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在梁漱溟看来，“所有文化，多半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主张从乡村着手，复兴中华文明，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为此，他在山东邹平县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同一时期，费孝通对广西和江苏等地村子进行田野调查，指出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饥饿问题。他还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前途在于工业化，强调以工促农，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乡村问题，进而解决中国问题。
——《志在富民——费孝通先生的学术追求》等
材料三 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充分发挥农业产品供给、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功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2021年1月）
（1）概括材料一体现的治国理念。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唐初政府实现“乡间富贵”的措施。
（2）依据材料二，对比梁漱溟和费孝通乡村建设思想的不同点，并简评两位学者的志向情怀。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当前我国应该实施怎样的振兴乡村战略。
材料一 秦汉开始直至元朝的1500多年是丝绸之路的第一时代，特征主要是：形成了以陆路为主的交通格局，背靠海洋，面向北方，以长城为中心，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成为对抗、交流、融合的两大主要势力，……这一时代，陆上丝绸之路主要维系了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各种族群、集团、部落、宗教、文化等形成了嵌入式互动格局。正是这种嵌入式互动才使得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得以形成，也是我们理解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的关键。
1405年，朱棣派遣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此后又六下西洋，最远到达东非，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丝绸之路第二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对话、交流和交往。由于这个时代明清的综合国力在世界范围内大体保持领先地位，中国由此成为当时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地区之一。
——吕文利《丝绸之路的“三个时代”》
材料二 “近代丝绸之路”，既是任人宰割的悲剧，也是否极泰来，走向振兴的前奏。从空间看，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是扩大了；从内容看，“西学东渐”是主线，但中国也在开放中艰难发展……晚清政府平定西北起义和新疆叛乱后，“丝绸之路”还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我们从晚清民国初大量的时人旅行记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驼队马帮活动频繁，都带有大量的丝绸。海上丝绸之路所达的更是商埠大开，口岸林立。……先有条约开埠，后有自开商埠。
——据王健《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历史跨越的重要节点》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丝绸之路的转变及转变原因。
（2）对比材料一、二联系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丝绸之路”贸易有何新特点？并谈谈当前我国该如何更好地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材料一 隋炀帝开始设置进士科，以试策取士，经过唐代的发展，使科举考试作为一项重要制度确立起来。这样，士人可以不经荐举，直接报名考试，由官府择优录取，再由吏部试以“言、身、书、判”，然后授以官职。科举选士制度虽然得以确立，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入仕途径。当时还保存着其他一些选官的途径，诸如恩荫、从军、流外铨、荐举、捐纳等选官方式依然占有相当的比重。隋唐五代宋时期虽然确立了科举入仕制度，但它并不能取代其他以地位、权势、功勋、金钱为依据的入仕门径。
——摘编自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君主立宪制确立后，政府管理事务增加，机构人员屡屡增添。国王和权贵借机行使带有封建特权色彩的职薪恩赐权（patronage），在政府中安插售卖亲近，力图以此影响控制下院。议会一再抗议，并借通过《王位继承法》《任职法案》之机作出专门规定，禁止领受职薪者进入议会，参加政治活动。渐渐地，政府官员大致归为两类：一类是高级官员；一类为中低级官吏即文官，专事政策贯彻和行政官吏。至此，文官制略具雏形。
1881—1914年间，文官总数增加了5倍多；二战期间增加了30余万人。二战后，文官队伍庞大、办事效率低下、通才和专才的矛盾等问题突出。据此，文官事务调查委员会提出针对性很强的改革报告，要求：压缩高级文官编制，确定两类文官比例；强化公开竞争考试；二类文官增加外语和速记两种考试科目。报告得到政府重视，取得了明显效果。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隋唐以来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变化，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国文官制度确立的背景，并概括二战后文官制度改革的特点。
①人生而平等 ②对罗马法律实践的理论概括与升华
③人人都有资格享有某些基本权利 ④以法律科学和各种具体法为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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