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改革开放前中小学教学计划中大多都有“劳动”科目，要求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77年，邓小平发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提出“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的论断。新中国成立后，劳动教育完全充当为国家工农业生产输送劳动力的角色。改革开放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把劳动教育作为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组成部分。2015年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劳动教育内容变为能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家政、园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课程，且把劳动教育与各种社团、俱乐部和兴趣小组相结合。

——摘编自张鹏飞《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与展望》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政府是劳动教育政策的主要供给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教育政策变迁难以适应开放化、多元化、综合化的学校和市场，政府逐步放权以不断提高学校和市场等在劳动教育政策变迁制度话语权，不断满足学校和市场自身的发展需求。

——摘编自唐秋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变迁研究》

材料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财税体制改革，以“利改税”作为国营企业“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指导思想的实施措施，改变了国家与国营企业的纯收入的分配方式，形成了新的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4年实施的税制改革初步奠定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制体系，在新中国税制改革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提出了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

——摘编自张斌《新中国税制改革历程与经验》

材料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的家属，其生活困难者应受国家和社会的优待。”1950年，内务部通令各级政府在清明节纪念革命烈士。各地建立烈士纪念碑、塔、亭、林、墓等。1952年，《人民日报》先后刊载了邱少云和黄继光等烈士的事迹。沈阳市市北区在中秋节和国庆日前夕向烈属、军属发放慰劳高粱米近20000斤。在农村，代耕工作成绩显著，烈属、军属的农作物亩产量已接近当地农民的平均水平。1955年，有414000多名革命烈士子女在国家资助下入学，另有3300多名烈士遗孤得到政府教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崇尚烈士、尊敬烈属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

——摘编自熊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革命烈士褒扬抚恤工作》

5 . 材料   甲午战争失利，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转折点。相较于“专用西法”的日本军事的飞速发展而言，中国无疑已经落后了。迫于内外压力，1901年光绪帝下诏宣布：“武科一途，本因前明旧制，相沿已久……著即一律令永远停止。”张之洞主张通过仿效开办军事学堂，大量培养中下级军官，鼓舞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与此同时，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编练新式陆军之际，兴办起一系列随营武备学堂。这一时期的军事学堂结束了以往各自为政、混乱不堪的局面，军事教育开始走向正规化、制度化。为了统一各学堂的学制和教学，清廷开始着手建立军事教育管理机构及军事教育体系。为了满足新军扩编对新型军事人才的需要，清政府广泛设立新式军事学堂，并积极派遣留学生赴外学习。辛亥革命前，军人的文化知识和军事教育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军人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已经登上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

——摘编自甘少杰《清末民国早期军事教育现代化研究（1840—1927）》

材料   民国成立后，知识界普遍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由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识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闻、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正意义”在于创造斯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建设进入新阶段。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权力重组，将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了“乡（村）政权”“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建立起政社分开的“乡政村治”结构，“村民自治”得以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税费改革重塑了基层治理的形态，由“单中心治里”模式逐步走向党领导下的“多元共治”模式。

——摘编自王晓莉《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羊与有效性初探）等

材料　　唐德宗登基后，力图有所作为，颁布两税法，着手武力解决藩镇割据问题，结果引发泾原兵变。唐德宗采纳了陆贽将天子私库财物全部赏给将士的主张，改善了天子形象，赢得朝臣和藩镇支持，加快了平叛进程。兵变平息后，针对艰难的局势陆贽设计了许多细致的改革方案，但大多数改革主张未能实施。例如，在中枢体制的改革上，反对以翰林学士分割宰相权力、参与中枢事务；认为最理想的税制要以“丁夫为本”，交纳“布帛缯纩与百谷”，所以提出恢复租庸调制；主张由政府出面限制地主的地租额，以缓解日益紧张的阶级矛盾等。

——摘编自齐勇锋等《中国改革通史·隋唐五代卷》

材料   为了凸显奉天的尊崇地位，清朝在奉天设有盛京将军、奉天府尹与府丞、盛京五部与盛京总管内务府等几套行政管理系统，职能不同，重心各异。赵尔巽莅任盛京将军之际，几经兵燹的奉天省几近无政府状态，其当务之急是改革陪都行政、处理战争善后事务。调整行政体制是赵尔巽在奉天改革的重要内容。他裁撤盛京五部、奉天府尹、府丞以及军粮同知等各缺。将粮饷处、税务总局归并，改为财政总局，总揽全省财政，以统一奉天全省财务出纳之权。赵尔巽还设立奉天巡警总局，大力推进近代警政。主张参照各国管制，尤仿日本省级建置，整合原有行政资源，将奉天仿照内地省份设立行省，另设具体职能部门，大量设立新治所，相应负责各项日常工作。

——摘编自李皓《赵尔巽与清末奉天政局（1905-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