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兴文教，抑武事”这一基本国策的指导下，北宋取消了应举者的门第限制，使平民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大为增加，并吸取了唐代不第进士黄巢反叛唐政府的历史教训，于是在科举考试中录取特奏名的情况越来越多，到真宗朝中后期，逐渐形成制度...据有关学者的初步统计,两宋科举共录取了十一万人左右的合格者，其中正奏，名进士和诸科约为六万人，特奏名进士和诸科约为五万人，特奏名占了全部登第人数的约百分之四十五。

“熙宁变法”后，特奏名殿试亦与正委名进士一样，改试策一道，策题也较正奏名容易得多。神宗元丰年间(1078年- -1085年)，一次特奏名殿试，一位七十余岁的老儒，在试卷里只写了“臣考矣，不能为文也，伏愿座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几个字，就获得“特给初品官，食体终身”的优待，说明特奏名考试基本上徒具形式而巴。特奏名录取的人数虽很多，但对他们的投官却很低，部分特奏名甚至只有虚衔，不予实职。

——据裴淑姬《论宋代的特奏名制度》

材料魏晋以后,宗族聚居成为传统,形成了“人多隐冒,五十、三十方为ー户”的现象。逮到隋初,这种局面依然存在。开皇三年（583年）,文帝下令州县官吏“大索貌阅”,即根据户籍簿上登记的年龄,来核对本人的体貌,以防诈老讹小逃避租役。一旦查出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流配远方,同时,还鼓励百姓互相检举,告发不实之户。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又一次“貌岡”。通过这两次全国性大规模的检括户口,共检出隐漏人口228万余。

开皇五年（585年）,文帝还采用高颎的建议,行“输籍定样”法。规定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出查,令百姓五党三党为一团,根据标准定户等上下,从轻制定税额,并将各户应纳税额写成定簿。这样人民不能逃避赋税,地方官也不致任情舞弊。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所定税额比世家大族对其佃客的剥削为轻,因此吸引佃客脱离世家大族的荫庇,成为国家编户。

6 . 材料 嘉庆、道光时期，清廷固守“入童为出”的原则。咸丰、同治时期，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清朝的财政支出急剧增加，而常例收入的数量却非常有限，导致“量入为出”在实际操作层面已无可能，只能开始向“量出为入”转变。此间，清廷除加征田赋、盐课等旧赋，还开征厘金、洋税等新税种，推行捐输。厘金和洋关税在事实上超越田赋，成为这一时期清廷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清廷的财政收入规模，由咸丰初年4000万两增加到同治末年的7000余万两。清末，近代企业税也成为一个新型税种，主要指铁路、轮船、邮政、电报等企业创造的收入。晚清时期，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和扩大税源，各种苛捐杂税名目迅逮增加。光绪前期的年财政收入为80000余万两，宣统三年的收入为2.97亿两，上升趋势明显。当然，清末的财政支出也加逮膨胀，“量入为出”难以为继，清廷只得放弃旧有的财政高度集中管理体制，将部分筹饷权下放各省督抚，地方财政体系得到发展。

——摘编自倪玉平《从“圣入为出”到“量出为入”：清代财政思想的转变》

清朝晚期书院是国家的主要教育机构，大多数书院的都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创办了翻译学校、专业技术学校、军校等多种新型学堂，派出学生出国留学。洋务派还建议对科举考试加以改革，但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未能如愿。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创办了万木学堂等多所学堂，引进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引导学生学以致用。此间清政府颁布诏令，废除八股文，改书院为学堂，在京师创办京师大学堂，在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各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戊戌政变后除京师大学堂外而其它改革措施被废除。1903年清政府颁布章程鼓励自费、公费留学，1904年在全国范围内颁行《奏定学堂章程》，将学制分为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三段，另有高级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系统与此系统并行。1905年清廷颁布上谕废除科举考试，另外由于新式学堂发展迅速，原来由礼部兼管的教育行政事务，改由新成立的学部管理（学部为中央政府十一部之一），后又设立劝学所为府厅州县的教育行政机关，成为民国后各地教育局的前身。

背景资料：两税法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cu)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徒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

------《资治通鉴》卷 226

材料一 两税法推行后，有人批评说：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

——陆贽（身为宰相）《翰苑集》卷 22《中书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 不许暂逡巡……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白居易集》卷 2《重赋》

材料二 今天看来，杨炎创行的两税法的确有着界标性的意义：

其一，征收对象面扩大了。即使不增加每户每亩的税额，国家的收入也会增加，这便从大背景上减缓了中下层平民的税役负担。

其二，更主要的，是改变了租庸调征收以人丁为本的方式，实行以土地为依据征税的新方法。地税是履亩而税，户税虽然按户征派，但分户等高下，户等又依据资产主要是王地多少来划分，事实上也是依据地亩而征；分夏、秋两次征收，以适应当时大部分地区普及二作制的情况，也反映出两税与地亩的密切关系。这个变化是由于均田制崩波后各民户土地占有不均，并且悬殊越来越大的实际情况导致的，杨炎的主观目的是保证税收的顺利实现，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科税由人丁转向地亩间接地松弛了官府对人丁的人身控制，也不仅仅是因为改变了以往各民户占有土地数量不同而租调无差别地征收的弊病， 使中下层农民减轻了负担，使税收趋向合理化，这只是对当时的积极作用；更应看到的是， 按地亩征税顺应了税制发展的历史趋势，结束了汉末以来赋役制度的混乱状态，并为宋代以后的税制理顺了方向。

——曹大为、赵世瑜等《中国大通史》

材料一   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欲强国必须强民，欲强民必须强体”、“惟其以尚武之精神”，加强军队将士身体锻炼。1902年，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遵循“仿洋改制”，“德、智、体”三育并重，主张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体育，将体育普及于全体国民、服务于全体国民，积极倡导妇女不缠足运动，加强女子体育从而实现中国“人种”的改良。

——摘编自《康有为体育思想考析》

材料二   苏区到处都在进行体育比赛，发展红色体育运动……陕甘宁边区通过实行三三制、精兵简政、土地改革、大生产运动和经济文化建设进行根据地建设……延安军民自力更生办体育，一方面结合军事训练开展射击、制杀、投掷、越障碍、跑步等活动，另一方面开展各种球类、体操等体育项目，把适当的生产运动体育化，把大众习作的东两体育化。1942年李富春在《新华日报》上指出：每个人都要有能锻炼身体的一种运动，要经常的进行……120师“战斗队”、抗大总校、“八办”等曾多次与国民党军队共同开展体育活动。

——摘编自《延安体育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