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原有政府体制中出现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开始阻碍日本经济的发展。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日本国会于1961年批准成立“第一次临时行政调查会”（简称“临调会”），作为行政改革的独立咨询机构，为政府行政改革提供方案。“临调会”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于1964年向政府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行政改革的意见”的报告。该报告的内容充分反映了改革的效率取向，其中对政府职能的准确定位为保证行政效率指明路径；分权思想在控制中央行政机构规模的同时又发挥了地方的高度积极性和主动性；行政民主化的理念提出为日本民众参与并监督行政事务提供了可能；在制度上通过实现行政管理的科学化和效率化，在人员机制上通过充分发挥公务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来达到高效。事实证明，这次围绕效率而展开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地继续高速增长，并于1968年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创造了“日本奇迹”。

——摘编自黄晓蓓《二战后日本行政改革的文化视角分析》

2 .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唐以前，史书大都私家著作，而典籍掌故，藏于秘府，私人很难参阅，修一代之史却需要参阅大量的资料。私家修史容易触犯统治者的禁忌和利害。唐太宗认识到只有政府控制修史，才能统一思想，扫除分裂割据的历史痕迹，多次劝诫大臣“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把前代兴衰作为经验教训，因而格外重视修史。唐太宗于贞观三年（629年）开始设立史馆，指定专人编修前代和本朝国史，并由宰相任监修，负责领导，又别调他官兼任纂修，下设修撰、司直，从事编纂工作，号曰史官。从此，纪传体正史的编纂大权由政府掌握。

“二十四史”中，有八部修成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唐以后各朝沿袭此制，连续修史，使我国得以保存较为完整的史料。而宰相监修制度使史学更多向政治靠拢，由于政治压力或个人的喜好，史官秉笔直书的原则往往受到挑战。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 唐前期，科举取士一度“明经多抄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无实才”。永隆二年，朝廷下诏：“明经每经，帖（默写填充）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诗赋）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每次帖士，“必取孤经绝句”，且难度越来越大，考生只好放弃研读儒家经典，绞尽脑汁应付经帖。对此，开元二十五年，朝廷再次改革明科举考试内容，规定：“准明经帖大经（儒家经典）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后试进士，进士令答时务策三道，兼精通一史，取粗有文理者（懂得作诗者），与及第。”

——摘编自《唐会要》《新唐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