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政府更迭频繁，军阀和党派对教育横加干涉，经费没有着落，教育事业没有规划，中国近代教育事业艰难前行。为寻找拯救中国教育的金匣良方，蔡元培等人游历欧洲数年，深深被欧洲先进教育理念折服。他认为，法国大学区制蕴含的教育独立思想就是改善中国教育现状的一剂良方。1927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区组织条例》改省教育厅为“大学区”，将全国各地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学区由教育家主持与管理，每区设大学一所，负责大学区内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大学区制把教育行政权力全部揽到大学方面，对中小学教育重视不够，所以得不到教育界内部人士的支持。这些改革，虽然加速中国教育向现代转型，但在当时特定时间、特定政治环境下，改革的结果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仅持续不到两年就偃旗息鼓。

                                   一一王列盈《民国时期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失败原因探析》

材料   住房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之一，住房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一直受到政府和民众的普遍关注。1988年1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2月批准印发了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这标志着住房制度改革进入了整体方案设计和全面试点阶段。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改革已进入深化和全面实施阶段。经过20多年的改革，人均住房面积从1978年的不足7平方米提高到2004年的25平方米，住房内在质量也显著提升。单位建房实物分房的旧体制被打破，住房货币分配制度逐步发展。市场中介服务业务快速发展，统一的房地产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确立和越来越充分的发挥。另外，据统计，在2003年GDP增长的9.3个百分点中，有1.8个百分点是房地产业直接贡献的。中国房地产业还直接带动了57个相关产业的产出增加，产生了广泛的行业推动力。

——摘编自贾康、刘军民《中国住房改革背景的住房保障：演进与发轫》

材料 1912年,北洋政府建立后,其盐税管理体制基本承袭清制。各地对于盐税的征收和管理基本上是各自为政,中央政府缺乏有效的统一管理。全国各地盐税税目极其繁多,使得中央政府难以精确统计和统一管理。1913 年4月，北洋政府为筹措财政经费,与法国、英国、俄国、德国、日本五国银行团签署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以盐税收入作为担保，五国银行团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改革盐税管理体制,增加盐税收入。在五国银行团的干预和操纵下，北洋政府建立了一套独立的盐规管理系统一盐务稽桂系统。在北京设立盐务稽核总所。内设华人总办和洋人会办各一名:在全国给地产盐区设立盐务稽核分所，内设华人经理和洋人协理各一名。1913年12月24日。北洋政府颁布《盐现条例》，废除以前各种名目繁多的盐税课目，盐税“除依本条例征收外，不得另以他种名目征税"。在监务稽核的基础上，北洋政府着力完善盐务管理制度，先后颁布《私盐治罪法》《辑私条例》《私监处置办法》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私盐走私行为，挽回了盐税损失，推动全国盘税收入的逐年稳定增长。

——摘编自岳瑾明(民国初期北洋政府盐税体制的改革浅析》

材料 第五琦于肃宗乾元元年，推行直专卖制度，政府垄断食盐的生产、收购和销售，通过寓税于价的途径获取专卖利益，直接专卖导致部门机构众多，人员臃肿，奸蠹滋生，地方也有较多机会截留盐利。大历十四年，刘晏开始独立执掌全国财政，刘晏盐法改革的核心在食盐的运输体制上，取消政府的运销垄断，实行民产、官收、商运商销的形式，将政府承揽所有环节的直接专卖制过渡到政府与商人共同参与的间接专卖制。政府在统购民户所制盐后如价批发给商人，任其四处贩卖，将商人引入销售环节，确立了国家与商人新的分利机制。

改后的榷盐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史载“晏之始至边，盐利才四十万，至大历末，六百余万。天下之赋，盐利居半。”

——编自宋娟《唐代政府对商品经济的干预研究》

材料   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从1870年开始充当李鸿章幕僚，创办了一系列实业和教育事业。1896年，他将自办银行的见解向清廷作了系统的表述：“银行昉（开始）于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国之货财，以应上下之求给，立法既善于中国之票号、钱庄，而国家任保护，权利无旁挠，故能维持不敝。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务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摘编自谢俊美编《中国通商银行》

6 . 材料：1866年，英国保守党一上台，就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局面，农业歉收引起物价上涨，激起了下层民众的愤怒。在改革同盟的号召下，X——J～们在海德公园聚集，强烈要求进行议会改革扩大选举权，工人阶级与激进主义分子开始结盟，议会改革迫在眉睫。1867年，迪斯雷利（英国首相）决定将第二次议会改革进行到底。议会法案最终于7月15日通过，由议会上院和女王批准生效。此款法令共有61款，主要内容规定：所有的男性房主和每年支付10英镑租金以上的男性房客，以及在郡县那些每年支付12英镑租金以上的男性都将拥有选举权。选区的调整：取消四个城市选区的议席，原来三十八个城市选区议席由两个议席减为一个议席；伯明翰、利物浦、利兹和曼彻斯特各设三个议席（但选民只能投两票）。

——摘编自曹萍《迪斯雷利与英国1867年议会改革》

材料   我国的史籍证明：屯田制度肇始于西汉初年的文帝之时。自秦以来，北方的匈奴屡次企图侵入黄河中游广大地区。迄于西汉，这种情况更为严重。然而，西北边塞之地，一片荒原，人迹罕至，以往不曾种植五谷。庞大驻守官兵所需要的大宗粮晌，必须由遥远的中原内地运去。但是，由于交通不便，运输极其困难。西汉自高祖以后，土地兼并日趋剧烈，农民变成“游食之民”四处游荡，危及汉朝统治。对此，晁错上书“徙民实边”，主张招募流民，“赐高爵，复其家”，遣往边地屯垦。西汉的屯田，包括民屯与军屯两种形式。民屯在中央由大司农管辖。在边郡屯区则由农都尉直接主管。军屯按军事编制进行管理。管理军屯事务之官，也统称为“田官”。包括“使者校尉”、“屯田校尉”、“戊巳校尉”、“校尉将军”、“校尉”等。民屯征收屯租。屯田民按分成制，将其收获物的一半缴纳给官府。军屯不征收屯租。屯田卒从事垦殖纯粹是一种摇役劳动，他们及其家属生产的收获物全部归所属军队所有。西汉一代，屯田制度效果十分显著，自文帝“募民徙塞下”首置民屯，武帝“置田官吏卒”始设军屯以后，历朝一直沿袭屯田之制。

——杨寿川《西汉屯田制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8 . 材料   1935年，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在争取青年方面有一个根本的转变。1936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形式，去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办法是：取消国统区团组织，建立公开半公开的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大批吸收团员入党；采用青年的、民主的、公开的活动方式开展青年工作。按照指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县级以上团组织积极筹建青年救国联合会。半年后，各级青救会组织建立。1937年以后，青年部和西北青救会担负起领导全国青年运动的责任。为了培养团的青年干部，1948年9月中央团校成立，课程涉及社会发展史、唯物史观、列宁主义基础、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等。次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明确规定了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建团方针和步骤。作为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除刊发原有的政治性、指导性文章外，还力求知识化，受到青年们的广泛欢迎。

——摘编自李静《共青团史话》

9 . 材料   宋朝统治者对财政工作十分重视，多方创收敛财。其财政收入除赋税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来源。首先是禁榷收入，即对盐、酒、茶、醋等物资实行专卖或征收重税，严禁私造私卖。据宋人自称，“岁入之多，两税之外，莫大于盐利”，酒利收入又居于盐利之次。其次是公产公业收入，包括官田和官办手工业的收入，以及官府的各种赢利性经营。后者具体又包括官营商业、借贷、典当、租赁房屋、制售房屋、制售度量衡和日历、出卖合法出家凭证“度牒”等诸多名目。再次是商税收入，包括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征收的“过税”，以及销售时征收的“住税”（交易税）。以上几种收入基本都是货币，而以两税为主的常规赋税则大多征收实物。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货币收入在宋朝财政收入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各项财政收入皆纳入国家仓库，仓存谷物，库存钱帛。宋朝的库又有国库和内藏库之分，前者由三司或户部管理，后者则由皇帝亲自掌握，“其出纳之多少，积蓄之虚实，簿书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新编·古代史（下册）》

10 . 材料   汉武帝时，由于大事兴作，巨款开支，不仅使汉初七十年间的积蓄为之一空，而且广大农民由于繁重的赋税徭役和豪强豪商的盘削，加上连年天灾，纷纷破产流亡。同时，豪商大贾们利用汉初以来“开山泽之禁”的政策，操纵冶铁、煮盐、铸钱等生产部门。面对严峻的情势，汉武帝决心进行财政经济改革，从公元前120年起，重用“兴利之臣”，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这其中尤以桑弘羊最受信任。他推出了一系列改革经济财政的措施，主要有：征收财产税，即算缗告缗；扩大公田数量，出租给农民并收税；屯边移民，将民众迁往汉帝国新占领的土地上耕种，这个措施极有助于安置流民、降低军费；推行五铢钱，打击私铸行为；盐铁收归官营等。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均输法、市易法就是脱胎于桑弘羊设置的均输、平准，历代以来实行的专卖政策也是出自他的盐铁官营之法。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