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西方财政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了近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无疑有助于该时期税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鉴于孙中山在国民党中的崇高地位，南京政府至少在表面上必须奉民生主义为治国的经济纲领。而民生主义的精就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这两者都涉及税制改革。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经过多方筹划，终于决定自1931年1月1日起，裁撤厘金。为弥补损失，财政部仿照西方国家成例，就国内工业产品开征货物统税。1930年5月，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关税协定》，国民政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基本上取得了关税自主权。关税自主后，南京国民政府对进出口税则进行了多次的修改。南京政府对税制改革的重视，激发了学术界探讨税制改革问题的热情；学术界在税收领域里的研究，不少是围绕官方在税制改革中所存在的问题而以展开的。

——摘编自夏国祥《中国近代税制改革思想研究》

材料   为了振兴安史之乱后陷于极度困境的国家财政，整顿濒于崩溃的唐王朝经济，刘晏着手经济改革。漕运改强制的劳役制为雇佣劳动制。盐政改官收、官销的官营专卖制度为民产、官收、商运、商销的以民营为主的产销制度。在不产盐、且距产盐区遥远的边荒地带和一般盐商不愿去的地方，由国家运一部分盐贮于这些地区，以低于市场价格销售给老百姓，以防止少数盐商抬高盐价，获取暴利。刘晏坚持“以养民为先”“富其国而不劳于民”的思想原则，对户税和地税进行全面改革。他下令降低税率减轻税负，并把纳税时间分为夏秋两季。

——摘编自周道生《论刘晏的经济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材料 据统计，解放前夕的北平全市有保长338人，甲长9955人。1949年4月7日，保甲制度彻底废除，新的街乡人民政府成立，村政权随之建立。5月份，北平城乡基层政权全部建立起来。1949年8月，京郊472个村建立了农会，109个村建立了农筹会。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区、县、省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北京市先后于1951年3、4月和7、8月在郊区270个行政村召开了村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了人民政府的民主选举工作。到1955年京郊312个乡，均已建立党的组织。1956年共有党员10764人，占农业人口的2%。

——摘编自田涛等《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市乡村治理的变革》

材料   19世纪80年代后，科举制度改革步伐明显加快。传教士觉得如果想要控制和引导中国社会改革的方向，就必须为科举制度改革提供合适的方案。于是他们提出了种种改革科举制度的设想。传教士欲效仿文艺复兴时期借复古求解放的形式，主张复辟古时乡举里选制度，恢复科举考试的传统科目，并以传统实学为考试内容，丁韪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认为，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但它需要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学校重在育才，而科举重在选材。二者是相辅相成，但在科举社会中二者却混为一谈。学校沦为科举之预备场所，科举成为学子之最后归宿，因此有些传教士提出予新人才以旧功名的设想，从而把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整合为一，以达到变革科举之效。尽管清政府迫于形势而不得不变革科举，但科举改革仍然步履蹒跚，传教士企图通过设立新的考试制度作为示范来推进科举改革。

——杨齐福《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

材料   西魏苏绰当政时，逐渐确立了一套新的户籍登记制度。新的户籍包括户口、土地、赋役三个部分。在户口方面，要完整地记录各户的人口情况，不受田、不纳租不服役的中、老、小、黄家庭成员，甚至死亡、迁出的成员，都要无遗漏地进行登记。土地、奴婢、耕牛过去是资簿登记的重要内容，现在也被列入新的户籍统计之中。在土地方面，详细登记受田的丁男、丁妻、丁婢的口数；应受田若干、未受田若干，受田中麻田、正田、园宅各若干，受田率是足或几分未足；受田人所受各段土地的亩数、方位及四至。在赋税方面，包括每户的户等，全家人口的详细情况，全家应纳租、布、麻数量等内容。由于苏绰创造的这种户籍制度格外强调各种统计数字，所以被称为“计账户籍”。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公元337年，慕容皝称燕王，先后击败段氏鲜卑和宇文鲜卑，统一辽西鲜卑部，又先后击败来犯的高句丽和后赵政权。公元342年，慕容皝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承认东晋的宗主国地位，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开始推行改革。永嘉以来，中原离乱，慕容皝大量收罗汉族流民，“躬巡郡县，劝课农桑”，并下诏“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沟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其次改其父慕容庖时为流人所设侨郡为侨县，官员仍选任汉官，但由其任免。慕容皝在龙城设“东庠”，命“儒学该通”的平原人刘赞为祭酒，招贵族子弟和庶族地主子弟入学，慕容皝著《太上章》《典诚》作为教材，甚至亲临讲授，所教子弟多达千余人。同时还“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经通秀异者，擢充近侍”，对未通过考核及“不任训教者，亦除员录”

——摘编自陈鹏《论十六国时期前燕辽西地区的移民及民族交融》

材料   太行地区历来贫困落后，又面临着日本侵略者长期残酷的掠夺、封锁和军事进攻，经济受到极度摧残，边区的财政经济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邓小平从太行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财经建设的具体方针政策：在各项生产事业上，实行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建设方针；提出厉行节约，实行生产和节约并重的原则；全面实行统筹统支，严格财政纪律，杜绝挪用公款公粮现象；规定一切机关、部队均不得直接向人民筹粮筹款，所需经费由政府供给；经济生产事业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同时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允许以相当的收益归各生产单位所有；积极开展劳动竞赛，推广“责任制”，组织军队支援群众生产，建立各种互助合作组织等。

       ——摘编自任敬东《邓小平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探析》

材料   王韶（1030—1081年），北宋名将。宋神宗曾派王韶对西北地区进行治理。熙宁三年（1070），王韶向朝廷建议在秦州成纪至渭源的沿渭水一带地区招募弓箭手营田，用所收物产来辅佐军费，被朝廷采纳。到了熙宁五年初，营田已取得了开闲田百顷的初步成效。熙宁三年（，王韶建议在秦凤路边缘地区设置市易司，将蕃汉贸易的部分利益收归朝廷，“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即一岁之入亦不下一二十万贯”。这一提议在朝廷内外引起了争议，由于王安石的支持，宋神宗最终采纳了王韶的建议，在古渭寨设置了市易司。熙宁七年二月，王韶言：“通远军自置市易司以来，收本息钱五十七万余缗，乞下三司根磨，推奖官吏”。熙宁五年五月，王韶建议在通远军设置蕃学，以汉法教育蕃酋子弟；熙宁八年，“知河州鲜于师中乞置蕃学，教蕃酋子弟，购地十顷，岁给钱千缗，增解进士为五人额。从之”。王韶对西北地区的开拓经营，对北宋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对当今的边疆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摘编自王连旗《论王韶对西北地区的开拓经营》

材料   汉文帝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优待重用老臣，封陈平和周勃分别为左右丞相，大力安抚刘氏宗室、诸侯，使他们承认文帝的统治，把自己亲信安插在中央要害部门，这样就协调了三部分人的关系，从而为“文景之治”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文帝非常重视法律制度建设，废除了汉律中沿袭秦律而来的如肉刑、株连刑等“不正之法”。此外，文帝继续“与民休息”，田租从“十五税一”减到“三十税一”，再到“除田之租税”，徭役也减为“三年而一事”。汉文帝还下令“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很快就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隆盛局面。针对南越、匈奴等边境少数民族问题，汉文帝与南越谋求和平，使其在不改变其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前提下设置属国，接受汉朝统治；而对匈奴则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一方面积极和亲，另一方面加强防守，令匈奴无隙可乘。

——摘编自艾声《汉文帝与“文景之治”》

材料   隋朝建立时，由于以前在门阀士族把持地方政权的情况下，州主簿、郡功曾的权力很大，州郡长官的实际权力受到限制；而掌握军权的地方都督长期干预地方行政，导致地方治理的混乱。开皇三年，隋文帝对地方行政体制进行改革。从制度上取消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规定地方佐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在地方另设由中央吏部统一任免和考课的品官；将原属都督僚属的长史、司马任命为州府的主要属官。这样既加强了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同时也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的膨胀。州县设官分职的状况也有所调整，基本确立了与中央六部的对应关系，地方行政管理的专业化程度得以提高。

——摘编自《中国大通史·隋唐五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