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为了振兴安史之乱后陷于极度困境的国家财政，整顿濒于崩溃的唐王朝经济，刘晏着手经济改革。漕运改强制的劳役制为雇佣劳动制。盐政改官收、官销的官营专卖制度为民产、官收、商运、商销的以民营为主的产销制度。在不产盐、且距产盐区遥远的边荒地带和一般盐商不愿去的地方，由国家运一部分盐贮于这些地区，以低于市场价格销售给老百姓，以防止少数盐商抬高盐价，获取暴利。刘晏坚持“以养民为先”“富其国而不劳于民”的思想原则，对户税和地税进行全面改革。他下令降低税率减轻税负，并把纳税时间分为夏秋两季。

——摘编自周道生《论刘晏的经济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材料   19世纪80年代后，科举制度改革步伐明显加快。传教士觉得如果想要控制和引导中国社会改革的方向，就必须为科举制度改革提供合适的方案。于是他们提出了种种改革科举制度的设想。传教士欲效仿文艺复兴时期借复古求解放的形式，主张复辟古时乡举里选制度，恢复科举考试的传统科目，并以传统实学为考试内容，丁韪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认为，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但它需要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学校重在育才，而科举重在选材。二者是相辅相成，但在科举社会中二者却混为一谈。学校沦为科举之预备场所，科举成为学子之最后归宿，因此有些传教士提出予新人才以旧功名的设想，从而把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整合为一，以达到变革科举之效。尽管清政府迫于形势而不得不变革科举，但科举改革仍然步履蹒跚，传教士企图通过设立新的考试制度作为示范来推进科举改革。

——杨齐福《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