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55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国，国内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借此对旧法律制度施加了巨大压力。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解放后的农奴出席法庭的次数大幅增加。1864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民事诉讼程序条例》等法案，谋求建立新的法律制度。改革以西欧国家的法律制度为蓝本，引入司法独立、陪审团审判等原则。由于是首次推行陪审团制度，因此相较于英国，俄国的陪审团只管辖相对重大的刑事案件，并且成员多数一致即可形成裁决，公诉人和被告在陪审团判决后可以提起上诉。陪审团制度使得农民能够和以前的主人一起坐在陪审席上，享有同等权利，拥有同等地位。改革后的俄国法院开始摆脱行政权对司法的干预，近代公民社会在俄罗斯逐渐形成。但沙皇却中止了改革进程，使得社会问题不断叠加和集聚，最终导致整个俄罗斯在内忧外患中崩溃。
——据杨莹《俄国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亚历山大二世法制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亚历山大二世法制改革的特点，并简要评价。
材料一 汉官员建议不宜像这样“一元”“二元”表述纪年，而应以祥瑞为每一纪元命名。武帝遂陆续追改其纪元为“建元”、“元光”等。此外，西汉前期各诸侯王也和皇帝的纪年形式一样，以自己王国内诸侯王的在位年数来纪年，皇帝与诸侯间便颇有分庭抗礼之势。汉武帝用年号纪年后，历朝历代皇帝纪年都有年号而诸侯没有，年号从其诞生时起就成了皇帝神圣统治权威的突出象征。
——摘编自辛德勇《年号背后的玄机与深意》
材料二 清末，很多知识分子提出了革新纪年方式的主张。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写道“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六年”，改立孔子纪年亦成为其变法的一项重要主张。1903年，刘师培强调“黄帝纪年”对于汉民族保持“特立之性质”的重要作用。1903年，高梦旦提出中国应该使用西方通行的“耶稣纪年”，认为纪年仅仅只是符号，符号就应该使用简便而又通行之例，“耶稣纪年”正代表这一趋势。各种歧异的纪年主张，都借用了西方宗教的例证作为自己合理性的依据。如康有为认为：“大地各国，皆以教主纪年。”刘师培说：“吾观泰西各国，莫不用耶稣降世纪年。”1919年底，钱玄同认为中国当采用世界通用之公历纪年（即耶稣纪年），公历纪年和基督教是不相干的。此想法在当时得到很多人的认同。1949年，新中国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
——摘编自朱文哲《从“耶稣”到“公元”：近代中国纪年公理之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采用年号纪年的历史背景并指出其主要意图。(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提出革新纪年方式的原因及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你对近代以来耶稣（公元）纪年在中国最终确立的认识。
材料 道光、咸丰以来，四川吏治腐败，盐政废坏。1876年，丁宝桢任四川总督，经全面调查了解，缜密谋划，奏疏朝廷，改革川省盐政。1877年起，他在泸州建立滇黔边官运盐务总局，总理川盐的采购、运输、批发、征税等事务；批准由商民自愿捐资筹款，采取以工代赈的形式，对川江险滩进行了疏凿修淘，重点整治了河道共2000余里线路，50余处险滩；融通畅滞，清理积引，调剂盐场与销岸的供求平衡；为确保运道畅通，组建安定营五营，专司黔滇边岸缉私和巡护，派巡防营在水路要隘驻扎，“穷民称便，枭匪势散”。丁宝桢督川十年，共上奏有关盐政的奏疏60余折片，虽谤声四起，备受攻击，仍大义凛然，独持正义，辟众谤而谋全局。但对以官运商销为核心的盐政改革，时人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改行官运，办运者则扣费以入私囊，批销者则卖私以取盈余，上下分肥”。1901年清朝在电旨中指出“从前四川盐务，经丁宝桢破除情面，切实整顿，至今增款甚钜”，并要求各省督抚“仿照妥办”。
——摘编自王红《清末丁宝桢四川盐政改革及启示》
(1)根据材料，概括丁宝桢四川盐政改革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丁宝桢在四川的盐政改革。
材料 明宣德年间，江南地区积欠大量赋税。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明宣宗开始整顿赋税制度，下诏“自今年始，每田一亩，旧额纳粮一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分之三，永为定例”。这年九月，宣宗派周忱到税粮积欠严重的苏松地区，以江南巡抚身份总督税粮。周忱到江南后，深入社会实际，调查研究税粮积欠的原因。周忱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平米法”，并责成官、民田各种税户，不论大户或小户，同律交纳。实行折征法，将一部分贫弱下户和重赋官田税粮折纳金银，以每金花银一两折税米四石，凡每亩科则在四斗以上的田土，可以改纳金花银，使官、民田赋税的负担一定程度上得到均平，将马草每束折银三分征收。周忱还推行了一系列其他辅助措施，对改革的每一个细节都很注重。周忱在江南巡抚任上22年，赋役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当周忱在世时，当地百姓就为他建立了生祠。
——摘编自周志斌《明代周忱苏松赋役改革述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周忱赋役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周忱赋役改革。
5 . 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人民解放军长期处于临战状态。近30年来军队的主战武器、训练方式没有大的变化。1977年中央军委决定，统一全军上下的思想，明确教育训练的地位，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应该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全军在裁减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对编制体制进行重大调整。为适应多兵种合成训练需要，1989年全军颁发新军事训练大纲，首次对训练内容、训练方法步骤进行统一和规范，建立了现代条件下单兵、分队、合同战术和战役四个层次有机衔接的训练体系，实现了我军由注重单一兵种训练向注重多兵种合成训练转变。为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需要，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专家教授深入部队演兵场开展全军高科技知识教育和军事理论创新。2006年，全军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应自觉地主动地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全军和武警部队在着力提高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这一核心能力的同时，加强反恐、维稳、处突、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训练。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明显增强。
——摘编自《解放军报》2008年10月21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77年以来我国军队训练战略的重大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1977年以来我国军队改革影响。
材料 进奏院是北宋时期的新闻采编与管理机构。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变法时期，宋神宗下诏，禁止军功授官与恩荫补官出任进奏院主官，“臣僚之家，不得陈乞子弟勾当”。同时规定由变法群体控制的中书门下掌握拟定进奏院主官阙员和复议人选的权力，但由反变法势力盘踞的枢密院负责候选人选。诏书还授命属于内侍机构的通进银台司监管进奏院，负责新闻的登记呈递。宋神宗以前，进奏院每五日编辑一次新闻，先要上交枢密院审查，后才能“定本供报”。熙宁四年十一月，反变法的一方进言，建议废除“定本供报”，因为变法阵营没有提出反对，最终得到神宗批准。北宋初期，进奏院新闻内容中规中矩、时效性不高。一些进奏院胥吏为迎合士大夫们的需求，便私自将朝廷内幕透露给民间小报。熙宁六年，朝廷颁布法令，加重了对进奏院内部泄露机密的处罚力度,并给予对举报泄密者更高的奖励。尽管宋神宗改革心切，但在变法与反变法双方争夺控制进奏院时，并不轻易表态。然而，在维护政权稳定，防止朝廷机密外泄方面，三方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摘编自魏海岩《王安石变法中的进奏院状管理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北宋进奏院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评北宋进奏院改革。
材料 19世纪中叶,随着英国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型,一些学者强调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美国人亨利·乔治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在英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当务之急是用税收手段打破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19世纪后期英国议会选举制度的改革，使得英国社会中下层人民的政治影响力大增，两党为了争取选民支持，开始了财税制度竞相改革的年代。其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征收个人所得税。自18世纪以来，英国税收长期以间接税为主,如货物消费税、关税和印花税等，其长期征收加重了普通劳动人民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逐渐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二是征收遗产税、继承税等。1853年，英国把对土地和实际财富的遗赠正式纳入征税对象，此后遗产税税率不断提高，1894年为8%，20世纪初提高到至15%。财税改革使英国的年度平均税收不断增加，1851-1856年为5440万镑,1890-1899年则超过了一亿镑。
——摘编自郭家宏、王广坤«论19世纪下半期英国的财税政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中后期英国财税制度改革的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中后期英国财税制度改革产生的主要影响。
材料 中国的屋舍之税起源很早，且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先秦的“廛布”首向官府管辖市场中的商业用房征税。汉代的“市肆之税”指向官府和私人用房，既有商业性用房也有居住用房，具有城市土地利用、屋舍和经营税共征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店舍之征开始对房屋划分等级，屋舍之税的征收办法开始具体化。唐代“间架税”具有单一屋税的性质，征税办法的操作性强。五代十国时期“屋税”之名正式出现，且成为国家常赋。宋代确立城郭之赋以及宅税和地税的分野。由此，屋税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税目，改变了此前屋舍、土地利用和经营税混而征之的情况。这一嬗变，是我国古代城市不断发展、人口增多、城市建筑用途多样、城市空间结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结果。
——据吴晓亮等《先秦至唐宋屋舍之税嬗变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到唐宋房产税制度演变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房产税改革的原因。
材料 由于计划经济下并无“市场主体退出”的需要，因此我国长期缺乏统一的破产立法。1985年，国务院在沈阳等地开始破产制度的试点工作。次年，长期经营不善、连续亏损的沈阳防爆器材厂成为全国首家正式破产的国有企业。同年年底，《企业破产法（试行）》颁布，但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难以全面回应实践需求。2006年，经过二十多年的积淀，从立法体例、结构到内容都充分反映世界破产法最新理念的、为市场经济量身定做的《企业破产法》得以通过。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对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进行了系统全面规定，并开通“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综合平台”。
——摘编自张玉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进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破产制度建立健全过程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我国破产制度建立健全的意义。
材料 管仲在齐国的改革特别重视工商业方面的发展。他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将“农工商”从业者与“士”并称。同时置官设吏，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薄税敛，通有无，重奖专业人员，力戒奢侈淫巧。他采用“官山海”政策，即“请君伐菹薪（枯柴），使国人煮水为盐，征而积之”。在铁器生产上采用“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同时通过会盟与诸侯各国达成关税协议：“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为了吸引其他诸侯国的商人来齐，管仲在生活、驿站设置等方面给予外商以优惠，“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所以各国商人纷纷到齐国经商，以至“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摘编自夏梦《管仲富民强国的经济措施浅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管仲工商业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管仲工商业改革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