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发生了很多变化：
第一阶段，1958年以前，属自由迁徙期。1954年宪法规定了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
第二阶段，1958年～1978年，为严格控制期。1958年和1959年的户口制度对人口流动作了严格限制。1975年宪法取消了关于迁徙自由的条款。
第三阶段，1978年以后，为半开放期。1984年制定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是对户籍政策的重大调整，人们对户口问题的认识有了新变化。
2010年5月，首次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截至目前，全国各省区市都已研究制定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25个省区市发布了居住证实施办法，2016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1．2%。实施居民身份证“三项制度”以来，办理异地居民身份证500余万张，2016年又有143．5万的无户口人员登记上了户口。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和趋势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2 .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954年周世宗即位，当时除契丹等北方边疆地区外，全国已呈现出以后周、后蜀和南唐为主的鼎立局面，统一趋势在不断加强，周世宗勤于政事，他接连下诏恳切地要求臣僚们谏言，同时不许地方官进贡甘鲜食物，宫中也摒绝珠宝珍玩。周世宗还大规模整治河道、兴修水利，并告诫群臣要“厚农桑，薄伎巧，优力田之夫，禁末游之辈”，为改变“赋租不等”周世宗推行“均定天下赋役”，显德五年颁发均田图，派官吏均定河南六十州赋税，仅开封府就查出隐匿土地四万二千多顷。周世宗提出凡兵务精不务多的原则，“诏募天下壮以充禁军；大简骑、步诸军，羸弱者裁去。于是出现“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向皆捷”的局面。由于英年早逝，世宗没有实现统一天下的宏愿。
——摘编自徐明德《论周世宗的改革及其历史意义》等
（1）根据材料，概括周世宗改革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周世宗改革的积极影响。
明武宗正德年间，明朝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明臣张原言：“盖以正德年间，国柄潜移，权幸用事，祖宗之制度，朝廷之纪纲，荡废殆尽。”诸王、勋戚、官僚“请求及夺占民田者无算”。地主豪族隐匿土地、人口的大量流失，政府财政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朝中向各地派出镇守太监，他们鱼肉百姓，大肆搜刮，导致百姓流亡，农民起义遍及各省。世宗嘉靖皇帝即位后，重用张璁对社会时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至嘉靖九年，已查勘京畿勋戚庄田计57400余顷，其中26000余顷分别还给业主等。嘉靖十年，浙江、两广等处的镇守太监因“贪纵害事”皆被裁革，不久，陕西、四川镇守太监以“贪肄”亦被裁革。与此同时，对两税法进行了改革，把田赋和徭役合起来，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张璁改革以最大限度扫除了百余年来的明代积弊，激发了明统治阶层的活力，遏制并扭转了国势日衰的趋势。
——摘编自田澍《嘉靖革新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张璁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张璁改革的影响。
材料 北魏短暂统一北方后，分裂为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以宇文泰为首的西魏北周统治集团进行了军事改革，建立起府兵制度。宇文泰设置六个柱国大将军，以合周礼六军之制。周武帝宇文邕时，将柱国统帅的兵士改称为侍官，使兵士具有皇帝卫队的性质。士兵最初由豪强子弟充任，后以平民子弟为主。士兵装备自给，免除课税，战时打仗，闲隙农耕，有了兵农合一的趋势。府兵制的确立是北周军制的重大改革，周武帝死后，北周大权落入外戚杨坚手中。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府兵制改革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魏府兵制度改革的主要影响
材料 明初沿用历代匠籍制度，凡在籍手工业工匠必须受工役管理机构的支配，定期无条件为政府服劳役。成化、弘治时期，朝廷将强迫轮班匠亲身服役逐步改变为纳银代役，无力纳银允许亲身服役。到嘉靖末年，轮班工匠一律征银，朝廷以银雇工。清政权建立后，宣布“今各省俱除匠籍为民”，后又将班匠银归并由亩或地了代征，使“手艺贫民受益良多”。但统治者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对工商业实行重税政策，对手工业产品实行限价收购。
——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匠籍制度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清匠籍制度变化的影响。
材料 中国现代外交体制是清政府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它的最初建立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种体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传统性与现代性杂糅的先天缺陷，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对它的变革也仅仅限于局部调整。然而，这种情况在清末新政时期发生了根本变化。庚子惨败使顽守旧势力遭受了致命打击，为洋务派重新进入权力核心提供了契机。他们大胆地举起了效法西方、进行变革的大旗，他们的变革决心不单单是一种迎合，更多的是真实意图的表露。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的变革主要取得了以下成就：第一，设立外务部，这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现代西方外交部性质的第一个专门的常设国家机构。第二，制定系列新的规章，严格了出使大臣及使馆参随人员的选用标准，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出使经费监管机制。第三，完成了国歌的创制，完善了宝星（勤章）制度，结束了中外有关觐见礼仪的争论，完成了中国标志性外交礼仪和仪式性外交礼仪的制度化。第四，通过创制地方交涉使制度，消除了旧有外交体制中地方外交机构涣散无序的弊端。第五，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外交才培训机构——储才馆。
——摘编自崔军伟《试析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变革的有利因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新政时期中国外交体制的主要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清末新政时期中国外交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1980年中国人口才10亿，粮食就已经短缺，要是增加到15亿，等于多出三分之一的人口来分有限的资源，中国肯定崩溃，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须减少人口……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力持续减少问题、老龄化问题、人口结构性问题等开始显现。14个省份相继取消了生育第二胎的生育时间间隔等。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材料二 再从长远看，新生人口对房屋、教育和基础设施的使用需求，都将吸引大量的政府和民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在现代的生活和教育条件下，新生人口的平均素质也将不低，他们将释放的创业和创新活力更是令人振奋。最后，全面放开“二孩”也是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科学化、法治化的新起点。政策将更遵循人口发展的科学规律，相关政策的落实执行也将纳入法治轨道。如此，中国人口结构的新常态转变才能更加从容，应对人口老龄化也才可以更加积极主动，应该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就是与时俱进。
（1）依据材料一，分析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原因。
（2）依据材料及所学知识，阐述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原因及意义。
材料 1948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吸取苏联的经验，颁布了《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该条例对企业职工的医疗、养老、生育保险方面都做了细致的安排，有统一的待遇标准并进行统一管理。这是我国第一次在较大范围内实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为195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全国统一的保险条例颁布之前，东北共有79.6万名职工参加了该保险。1982年，东北部分城市开始试行合同制工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1986年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借鉴了东北地区的改革成果，决定实行劳动合同制，合同工的养老保险实行社会化统筹，费用由国家、企业、个人共同承担，同时探索替代公费医疗的改革办法，这是我国社会保障领域的重大变化。
——摘编自邵汉明等《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建设》
（1）根据材料，概括东北地区企业社会保障建设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东北地区企业社会保障建设的影响。
材料一
清代选官，视科举为“正途”。洋务运动开展后，朝廷对选官制度作了一些变通。第一是准许新式学堂毕业生经考试录用为官员，如北京同文馆的学生在完成学业后，由总理衙门主持大考，分授九品至七品官职。第二是选拔归国留学生入仕为官，洋务运动中派遣到美国留学的幼童和到欧洲留学的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学成归国后不少人都被授予官职。第三是开设“经济特科”，1898年初，朝廷颁行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经济专科拆》，正式设立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等六门科目，于科举制之外通过专业考试录用经世致用人才。
——摘编自徐辉《废除科举制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材料二
当中国社会进入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科举制恰恰成了新旧经济、政治、文化三对矛盾的焦点，因而成了社会转型的一个综合性障碍。鸦片战争后随着国运日趋乖蹇，科举制也步入日暮途穷之境了。到戊戌维新至清末新政的几年里，在舆论频频抨击、权臣屡屡奏请之下，经朝廷进退反复、踌躇再三，这项制度终于被一纸诏书彻底注销。1905年9月2日清廷颁诏，谕令自次年起停止科举考试，从隋朝以来绵延了1300年的科举取士制度至此被划上了句号。
——整理自《科举制废除利弊之再思考》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晚清选官制度的变化，并分析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清选官制度变化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影响。
材料 奏折是清朝官员向皇帝上呈的机密文书，亦称密折。明朝及清初制度，官员向皇帝奏事，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两种文书都具有公开性经通政使司阅览、登录，内阁票拟，通常在皇帝审阅之前其内容已为外界知晓，致使上奏人不便畅所欲言，下情不能完全上达，而且往来周转，耽误时间。自康熙时起，开始出现奏折这一新的文书形式，上奏人撰写奏折后不得泄密，不经过其他机构、官员，直达御前。奏折起初的用途，主要是让一些在外公干的近臣汇报地方情况和官民舆论，皇帝阅后在原折上朱批发回，顺便交代新的任务。
雍正帝即位后，进一步扩大奏折的使用范围，规定内外大臣对属于机密、紧急的事务均可先以奏折上闻，然后再写题本作为正式报告。奏折撰写人不仅包括高级官员，一部分中下级官员经皇帝批准后也获得了此项权力。按照雍正的要求，他们对政务利弊、吏治勤惰、上下级官员及同僚品行、百姓生计、地方风俗各方面事务，凡有重要问题，不必等到完全核实，即可先在奏折中“风闻”上报。为加强保密性，对奏折的缮写、呈递过程都做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如有违犯要受到严厉处分。这样奏折逐渐成为清朝最重要的官文书，题本、奏本则变成例行公事。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依据材料，概括指出从康熙到雍正时期奏折制度的主要变化。
（2）依据材料，简析奏折制度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