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国家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国税收的决定》，初步建立了我国的税收体系，搭建了现代税收体制的早期框架，并在随后几年不断简化税制。改革开放后，我国步入税制改革的快速发展期。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重塑了收入分配格局。1984年，国家施行“以税代利”，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1994年，国家实施分税制改革，此后，我国实现了税制的城乡统一、内外统一。为了有效吸引外资，2008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制度，不仅营造了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也为我国与国际税收接轨作出了重大贡献。2016年，国家颁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等文件，推进“营改增”，迈出了走向现代税收制度改革的重要一步。
——摘编自许安拓《中国税制现代化发展逻辑与“十四五”改革取向》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税制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税制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君主们根据臣下的功绩来封官授爵，根据爵位高低来规定臣下的薪水。商鞅认为：“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秦朝建立后，一个一千石的官吏每年可得小米34250公斤，所得俸禄已经可以满足相当富裕奢华的生活了。到了汉武帝时期，俸禄以钱币而不是谷物的形式付给，有记载，丞相作为最高官员，月俸是高级官员中两千石的2倍，是中低级官员中六百石的20倍，是低级小吏的100～600倍。魏晋南北朝时期，俸禄内容复杂多样且多以布帛或谷物为主，且多个政权均因战时需要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百官的俸禄。唐朝官员的收入主要包括职田（朝廷拔给官员自主经营的田地）、俸钱和赏赐。此外，还实行公务用车制度，官员的差旅福利，甚至还有退休金。到了清朝，政府在实行“薄俸制”的基础上，还设置了“养廉银”，并设置完善监管措施，形成稳固的俸禄制度。
——摘编自李博朱玉洁《中国古代的俸禄制度》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加之局部内战的巨额军费，使得开支不菲的官员因收入被波及而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面对国家的日渐沉沦及吏制的渐趋腐败，有识之士认为要想革新政治，必须对现行的俸禄制度进行必要的损益。在多方力推下，1869年颁布的《中国海关管理章程》一方面采取了中国俸禄制度按年计算的惯例，同时又引进了绩效工资的思想，体现了工资设计与职级高低、职务繁简相配合。外交官员的工资结构也抛弃了旧有的正俸、恩俸、养廉等名目，而是直接按照行政级别的高低拟定工资额，且按月支付，另外报销一定生活费和交通费。伴随着清末新政中的官制改革，清政府开始陆续实行工费、津贴、薪水制度，且改设各部门、各省份自行拟定养廉银数额，出现了如东三省奏定数额高出定额1.3～2万两的现象。
——摘编自鲍伟《晚清文官俸禄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官吏俸禄制度的基本特征，并简要进行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俸禄变化的背景，并说明其影响。
材料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朝均田令规定：农民、奴婢、耕牛的授田皆以北齐制度，即一夫受露天80亩，妇人40亩；丁男另有桑田或麻田20亩，是为永业田；奴婢按良人办；丁牛一头受田60亩，限4头。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还大力鼓励百姓垦荒，并大量修复、改造水利工程。如蒲州刺史杨尚希颇有惠政，督导人民“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劝课农桑，更开三十六水门，灌田五千顷，人赖其利”。隋朝政府相继在卫州（今河南汲县）设黎阳仓，洛州设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等。隋朝大业年间，又修建含嘉仓。据考古发掘，含嘉仓已经探出粮窖259个，其中大窖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窖储粮数千石。直到唐王朝取代隋朝二十余年之后，隋朝库存粮食依然尚未用尽。隋朝一系列粮食安全举措，为开皇盛世的到来提供了条件，为隋炀帝的军事远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摘编自刘长林《浅论隋朝应对粮食安全采取的举措》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朝为保障粮食安全所采取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隋朝保障粮食安全措施的意义。
材料 土司制度历史悠久，土司虽然接受中央王朝册封的官爵名号，但实际上属于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明清两朝，在我国西南、西北地区，大小土司拥兵自重，对内残暴统治属民，对中央叛服不常，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土司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改土归流”因此被统治者提上议程。改土归流始于明初，大规模推行于清雍正、乾隆年间，完成于清末。明成祖在平定贵州土司叛乱后，在黔地设立贵州承宣布政司，将原属四川的遵义府和乌撒府划归贵州，原属湖南的六卫及原属广西的红水河以北之地亦划归贵州，建立行省。永乐十八年（1420），政府强制土司弟子入学接受儒家教有，教授四书五经，发展土司儒学。雍正时期，政府废除了“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大量汉民进入湖广地区，与当地的土民、苗民进行商业、农业互通；同时通过大规模的西南移民政策，将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儒释道文化带入黔东南，从而促进了贵州及西南地区的发展。
——摘编自王勇《试论土司制度的衰落及其原因》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雍正时期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的有利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对西南地区治理的意义。
材料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实现了腾飞，但是对于55岁以后的老年人来说，再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1971年，日本政府实施《中老年等群体雇佣促进特别措施法》，明确了推进延迟退休到60岁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平均寿命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增速减缓以及社保财政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下，日本政府在1986年对《特别措施法》进行修改，更名为《高龄者雇佣安定法》（以下简称《安定法》），开始规定企业需要努力实现雇佣到60岁的义务。1994年，为了与退休年龄提高形成有效地街接，日本政府进行了《安定法》的修改，明确规定了企业有雇佣员工到60岁退休的义务，并从1998年开始正式实施。以1994年《安定法》的修改为标志，日本第一次的法定延迟退休政策得以确立。
——摘编自丁英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延迟退休政策探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战后日本延迟退休制度的改革有什么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战后日本延迟退休制度的改革有什么影响？
材料 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解放法令》，正式废除了俄国的农奴制度，农奴制度是沙皇专制制度的基础，农奴制度的废除必然会改变俄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改革最终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1864年司法改革与农奴制的废除就密切相关。1864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审判机关章程》《民事诉讼程序条例》等进行司法改革，这次改革以欧洲司法模式为蓝本，将司法独立、审判公开、陪审团审判、律师制度等全新的制度和理念引入俄国，创建了乡、县、司法区、省、中央的五级法院建制，完善了检察制度，形成了司法部和参政院联合监管下的司法管理体制。但19世纪70年代以后，沙皇政府开始采取直接和间接的措施来降低司法改革的影响，改革逐渐走向了反改革。直到1917年，改革者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仍然没有实现。
——摘编自郭响宏《俄国1864年司法改革研究》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俄国1864年司法改革与农奴制的废除密切相关的理解。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俄国1864年司法改革产生的积极影响，并说明直到1917年，改革者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仍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
材料 1793年6月初，雅各宾派上台之时，国内面临严峻形势：物价飞涨且保王党叛乱，外来势力干涉压境。为了摆脱困境，雅各宾派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同年6月3日，雅各宾派促使国民公会通过法令，规定将没收的大量逃亡贵族.王室和僧侣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卖给农民，购买者可以分期付款，10年还清。同年6月10日，国民公会又颁布了第二个土地法令，规定把近两百年来被地主、贵族夺去的农村公有土地以及牧场和森林归还给农村公社。如果农村公社中有三分之一（及以上）的居民赞成，就可以把公有土地按人口进行分配，不论男女、老幼，也不分新户、老户，在家或外出，凡在农村公社中居住满一年者，每人都能分到同等的一份土地。同年7月17日，国民公会颁布了第三个土地法今，无偿地废除了一切封建权利和义务，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烧毁全部地契、文据。至此，法国大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土地问题，基本得以解决。
——摘编自吕桂霞《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问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雅各宾派颁布土地法令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雅各宾派颁布土地法令的影响。
民国初期，北洋政府对边疆事务的关注首重于藏、蒙、新边事，处理散布于西南、西北地区的残留土司，基本因循逊清成例，游移于土司存废之间。在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近代中国，面对边疆危机的外在冲击，边疆问题关系到民族国家统一整合的成败。土司问题的解决，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后，才出现转机。在国家政体转型后，追求政体统一、民族平等和“还政于民”，民国时期的在西南边疆废土归流以整合边疆为目的。将废除土司同革除封建残余、追求社会平等、融合民族关系、树立土民国家观等相联系。南京国民政府厉行废土归流，意在消除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多元政治共存的局面，将边地整合进统一的国家体系中。然而，现实的政治困境却令中央与地方政府就土司问题的解决各持己见，国民政府有意淡化民族意识，强调政治统一，而土司则重在对边疆各族社会文化特殊性的突出。中国作为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的阵痛，而民国时期对于“中华民族”统一性的过分强调，终未能解决民族与国家、多元与一体的矛盾性。
——摘编自李沛容《国家转型下的边疆整合困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国民政府实施“废土归流”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国民政府的“废土归流”。
材料 面对列强的入侵，清朝末年法律变革成为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法律变革本身是为挽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的，同时它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了重大改革，仿照和引进一些近代法律思想和原则。1910年以《大清现行刑律》的名义颁行，作为新刑律颁布前的过渡性法典。刑律共三十篇，三百八十九条，比旧律减少四十七条。将旧律中的继承、分产、婚姻、田宅、钱债等纯属民事的条款分出，不再科刑，以示民刑有别。且将从隋至清沿用已久的笞杖、徒、流、死五刑，改为死刑、流刑、遣刑、徒刑和罚金，以示和各国办法无异。刑律删除了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并规定死刑仅用绞刑的一种；笞杖改为罚金；充军改为遣刑、流刑；徒刑酌改为工艺；虚拟死罪改为徒、流；变通枷号并除站刑等苛刑。旗人、汉人等犯了同样的罪，一律科断。
——摘编自陈昊《论清末的法制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大清现行刑律》颁布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大清现行刑律》的特点。
材料
元和初年，面对“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的局面，理财家李巽在盐法方面“大正其事”，强调“盐铁使煮盐，利系度支”，将盐利收入归于度支，使之成为中央所能支配的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他首先降低盐价，元和元年（806年）奏：“每州所贮盐，若遇价贵，斗至二百二十，减十文出粜，以便贫人，公私不缺。”这便是仿效刘晏时的常平盐，由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售价，将盐直接零售给百姓，以平抑盐价。降低专卖价格以及政府低价粜盐，促使市场价格趋于下降，保证了财政收入的增加。其次，调整专卖机构，为了使盐的购销网趋于合理、严密，对原有机构或裁并，或增设，如“堰埭先隶西观察使者，悉归之；因循权置者，尽罢之”。疏通了盐专卖的流通渠道，促使专卖收入猛增。再次，废除别贮库。这一措施带来了唐朝中后期户部财政独立的曙光，是关系到三司成立的重要之举。
——摘编自马慧芳《浅析唐朝元和年间财政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概括李巽盐法改革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李巽盐法改革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