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君主们根据臣下的功绩来封官授爵，根据爵位高低来规定臣下的薪水。商鞅认为：“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秦朝建立后，一个一千石的官吏每年可得小米34250公斤，所得俸禄已经可以满足相当富裕奢华的生活了。到了汉武帝时期，俸禄以钱币而不是谷物的形式付给，有记载，丞相作为最高官员，月俸是高级官员中两千石的2倍，是中低级官员中六百石的20倍，是低级小吏的100～600倍。魏晋南北朝时期，俸禄内容复杂多样且多以布帛或谷物为主，且多个政权均因战时需要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百官的俸禄。唐朝官员的收入主要包括职田（朝廷拔给官员自主经营的田地）、俸钱和赏赐。此外，还实行公务用车制度，官员的差旅福利，甚至还有退休金。到了清朝，政府在实行“薄俸制”的基础上，还设置了“养廉银”，并设置完善监管措施，形成稳固的俸禄制度。

——摘编自李博朱玉洁《中国古代的俸禄制度》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加之局部内战的巨额军费，使得开支不菲的官员因收入被波及而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面对国家的日渐沉沦及吏制的渐趋腐败，有识之士认为要想革新政治，必须对现行的俸禄制度进行必要的损益。在多方力推下，1869年颁布的《中国海关管理章程》一方面采取了中国俸禄制度按年计算的惯例，同时又引进了绩效工资的思想，体现了工资设计与职级高低、职务繁简相配合。外交官员的工资结构也抛弃了旧有的正俸、恩俸、养廉等名目，而是直接按照行政级别的高低拟定工资额，且按月支付，另外报销一定生活费和交通费。伴随着清末新政中的官制改革，清政府开始陆续实行工费、津贴、薪水制度，且改设各部门、各省份自行拟定养廉银数额，出现了如东三省奏定数额高出定额1.3～2万两的现象。

——摘编自鲍伟《晚清文官俸禄研究》

4 . 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人民解放军长期处于临战状态。近30年来军队的主战武器、训练方式没有大的变化。1977年中央军委决定，统一全军上下的思想，明确教育训练的地位，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应该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全军在裁减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对编制体制进行重大调整。为适应多兵种合成训练需要，1989年全军颁发新军事训练大纲，首次对训练内容、训练方法步骤进行统一和规范，建立了现代条件下单兵、分队、合同战术和战役四个层次有机衔接的训练体系，实现了我军由注重单一兵种训练向注重多兵种合成训练转变。为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需要，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专家教授深入部队演兵场开展全军高科技知识教育和军事理论创新。2006年，全军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应自觉地主动地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全军和武警部队在着力提高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这一核心能力的同时，加强反恐、维稳、处突、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训练。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明显增强。

——摘编自《解放军报》2008年10月21日

5 . 材料新中国建立之初,对于属于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反革命分子、战犯、汉奸的房产,根据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公房公产统一管理的决定》和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决定》等,政府道过多种方式进行了接收和管理调配,形成了公有房地产。对于普通城市居民的私有房产,1949年制定了《关于城市房产、房租的性质和政策》,承认和保护私有房屋的所有权,总体上允许并鼓励私有房产出租,同时对房租进行管制。1953~1956年,政府对私有房产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用于出租的私有住房被界定为生产资料,从而被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范畴。1953~1957年,随着重点工业项目的兴建,许多城市,特别是新兴的工业城市,陆续修建了一批职工住宅。总体来看,1949~1957年,政府投资建成住房面积共1100余万平方米;除1955年、1956年外,城市住房投资占当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均超过9%,1953年甚至达到12%以上。

——摘编自裴凌罡《从民生视角看新中国城市住房供给制度变迁》

材料   中国的屋舍之税起源很早，且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先秦的“廛布”首向官府管辖市场中的商业用房征税。汉代的“市肆之税”指向官府和私人用房，既有商业性用房也有居住用房，具有城市土地利用、屋舍和经营税共征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店舍之征开始对房屋划分等级，屋舍之税的征收办法开始具体化。唐代“间架税”具有单一屋税的性质，征税办法的操作性强。五代十国时期“屋税”之名正式出现，且成为国家常赋。宋代确立城郭之赋以及宅税和地税的分野。由此，屋税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税目，改变了此前屋舍、土地利用和经营税混而征之的情况。这一嬗变，是我国古代城市不断发展、人口增多、城市建筑用途多样、城市空间结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结果。

——据吴晓亮等《先秦至唐宋屋舍之税嬗变研究》

材料   咸同之际（1850——1875），是晚清财政体制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关税所入仅存虚名”，中央政府出于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起初被动默许地方自行筹措军饷，后来却主动督促各地督抚“无论何款，赶紧设法筹备”。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晚清政府也曾试图将下放的财权收归中央，却使得地方财权进一步扩展，终使财权下移之局呈不可逆转之势。各种洋务企业的开办，地方掌握和控制了新的财源一官业盈利，随着洋务局所的增加，所需人员增多，督抚的用人权也延续下来，以省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财税体系、军事体系、外交体系逐步形成，地方事权的扩展成为财权下移的一股推动力量。此外，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晚清财权的下移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摘编自蔡国斌《咸同变局与晚清财权下移》

材料   西汉前期，郡县征兵是士兵的基本来源，征兵制实行的社会基础是大批的自耕农，到汉武帝时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自耕农大量破产，他们或依附豪强成为佃客，或沦为流民。汉武帝进行了大规模的拓边战争，连年用兵，军队减员严重，而汉代由于赐爵太滥以及各种享受免役特权的人越来越多，可征兵源越来越少。为此，汉武帝在征兵制外，推行募兵制，实行征、募并行制。招募的对象包括编户齐名、流民、刑徒和内降的少数民族。内降的匈奴精于骑射，是很好的兵源。从征兵制到征、募并行制，是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史上的重要变化。

——据漆侠主编《中国改革史》

材料   武周政权建立后，武则天继续推行唐初以来行之有效的大政方针，有因有革，所谓“不改旧物，天下惟新”。武则天主持朝政规定州县境内，“垦辟田畴，整修水利”，使民“家有余粮”，则予以升奖，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必加以惩罚。她能够深刻地认识到“建国之本，必在于农”，“家给人足，则国自安焉”。此外，武则天还积极向边远地区推行屯田、营田，注意兴修水利，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在户数增长上，从永徽时的三百八十户，到她去世时增至六百一十五万余户。武则天以女主君临天下，移风易俗，使社会风俗习惯发生很大变化，对以往的清规戒律和一些陋习进行了改革。如在服饰上，规定妇女出行，不必著幕罗，戴帷帽即可。凡大朝会，妇女可以与百官杂处，鼓励妇女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引进妇女参与朝政，如令上官婉儿“内掌诏命……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