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军凭借武力统治云南地区后在元基础上变革土司制度。明政府规定土司袭职必须向朝廷呈报土司世系，由朝廷确定查清宗支图谱后经过批准方可袭职；土司职位传袭可以因地区、民族的特殊情况具体选择承袭人，但是必须遵循先嫡后庶，先亲后疏的次序，不得僭越。同时对应袭人提出忠义礼智信等行为规范的严格要求，在云南广办儒学，土司子弟还可以破格进入国子监学习，顽冥不学者不准承袭。明初还规定，土司袭职须到京城朝廷面见皇帝，需进贡求请承袭职位，受理后再由吏部或兵部授予官职。通过这些制度规定，因承袭所引起的纠纷减少了，广泛地提高了少数民族土司地区的文化知识水平，最终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民众“世受国恩，守土有责”的保家护国思想根深蒂固，对后期改土归流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刘鸿燕《云南沿边土司地区的制度解构与社会变迁研究》

3 .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契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上的古老民族，“逐水草畜牧，居毡卢，环车为营。”当中原处于唐之后的五代十国分裂割据之际，契丹族凭借武力迅速在北方崛起。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正式宣布登基称帝，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而此时中原地区烽烟四起，民不堪命，大批汉人离开故土，逃往相对安定的北方契丹地区。阿保机按照唐代的规制另置州县城郭令其居业，让汉人保持原有的生产生活习俗与制度，这就是头下军州。阿保机也“平诸第之机，弭兵轻赋，专意于农”。

公元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正式从后晋接收了燕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全境，以及山西、河北北部地区）。契丹在此地最初采用的是民族高压政策，对占领区进行粗暴的掠夺和残杀，汉人纷纷起来进行反抗。之后辽太宗制定了南北面官制。“官分南北（官制分南面官、北面官），以国制（辽朝固有制度）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官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使得“燕蓟之地陷于胡虏且百年而忘南顾之心”，辽朝“自阿保机创业于其初，德光恢廓于其后，吞并诸蕃，割据汉界，南北开疆两千里，东西四千里，戒器之备，战马之多，前古未有，子孙继统二百三十余年。”

——摘编自《辽代的“一国两制”》等

（1）根据材料，概括辽代实行南北面官制的背景。

（2）根据材料，简析辽代实行南北面官制的作用。

材料   春秋时期，齐国为了改变在同其他诸侯国的战争中一再失利的现象，桓公任命管仲在士阶层聚居的15个乡（国都的行政区划单位）中实行“三选”制度，破格启用下层人士参与朝政。管仲还创立招贤之制，广泛收求天下贤士归齐，将选官范围扩及各诸侯国。这些由君主提拔起来的新官吏，没有值得夸耀的门第和出身，只能唯君主之命是从、唯君主之命是听，不能违背君主的意旨。因此，招贤制标志着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官僚制和“主尊臣卑、上威下敬、臣民畏服、令行禁止”的君主专制政体已初步在齐国得到确立。齐国因此逐步实现了富国强兵、取威定霸的大业。

——摘编自陈德正《管仲与梭伦选官制度改革的比较研究》

材料   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的重要举措，“以本土之人，司本土之事”，即奉当地酋豪为土司，授以官职，统治和管理当地。元朝统一中国后，鉴于贵州少数民族众多，在贵州遍行土司制度。这些土司在外对朝廷只是名义上的臣服，在土司统治地区，土司占有了统治区内绝大多数的耕地、山林、水源，土民只有零星而贫痔的少量土地，土民只得与土司达成奴役关系，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甚至私设监狱和各种规章制度。明代镇压播州杨应龙叛乱后，在原播州宣慰司地分设遵义、平越二军民府，并设置了遵义、桐梓、仁怀等州县，由流官进行管理；土司承袭实行印信号纸之法，作为土司承袭、任职的凭证，其颁发、换给、缴销等，对此朝廷也有明确的规定；明确土司的任务就是执行朝廷规定的纳贡、征收赋税与节制土兵；对土司完纳钱粮、缉捕盗贼、保境安民、出征打仗立军功者给予奖赏、加官进爵。

——摘编自王纪鹏《明清时期政府对贵州改土归流策略论析》

6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政府主动提倡工商业以来，对民法和商法的需要就变得明显起来了；同时，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不平等条约的种种不利，并希望取消治外法权。英、美也在它们1902和1903年签订条约时要求修改法律（注、：1902年《中英商约》和1903年《中美商约》都申明一旦中国的法律制度经调查确认为“皆臻妥善”，两国即放弃在华法律特权，至少在原则上承认领事裁判权存在的有限性）。为此，设立了官署，由沈家本任主管，检查《大清律例》。

1905年，如剐刑等酷刑被废除，杖刑等体罚由罚款代替，连坐和严刑拷问也被废除。1906年起，政府聘请日本法律专家帮助编撰民法、商法和新的刑法；新刑法草稿在1908年完成。

——摘编自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

材料二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没有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1979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重视立法。截止七届人大共制定了138部法律，对10部法进行了修改，包括有关国家机构的法律、民法、刑法以及经济方面的法律等。……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十四大、十五大精神，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制定了104部法律，对57部法律进行了修改。

——摘编自顾昂然《回顾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

（1）根据材料分析清末和新中国两次修订法律的原因。

（2）根据材料比较清末和新中国两次修订法律的相同之处。

材料   公元760年，为解决财政危机，唐肃宗任命刘晏担任盐铁使，进行盐政改革。刘晏变民制官收官运官销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由当局独有盐利到官商分利转化。“国家榷盐，粜于商人；商人纳榷，粜于百姓，则是天下百姓无贫富贵贱，皆输钱于官矣，不必与国家交手付钱，然后输钱于官也。”同时，开设“常平盐”；政府在全国各重要城市设立常平仓，管理食盐，以调节市场，平抑盐价。新盐法，保证了政府的盐税收入，也使盐利更加稳定。但是改革却增加了管理盐务的官府机构，食盐的生产成本也增加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市场交易活动，违反了经济规律。

——摘编自李梁《唐朝盐政改革下的河东解盐》

8 . 材料   汉文帝即位后，为了选拔人才，开创了察举制度。晁错就是被推荐出来的。文帝还鼓励大臣进谏议政。廷尉张释之数次依据法律顶撞皇帝，文帝不以为忤，反而能够始终对张释之委以重任，显示了一个开明君主的宽容。文帝对法律也作了重大改革，他吸取秦亡教训，废除了以言论治罪的“诽谤妖言法”和一人犯罪、株连家族的“相坐法”。齐人淳于意被判肉刑，其女缇萦请以身代，文帝大为感动，为此废除了肉刑。这一时期的刑法宽简，在历史上是少有的。《汉书・文帝纪》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汉书・景帝纪》称：“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9 .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1971年面对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和各国中央银行要求兑换黄金的压力，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终止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官方兑换关系。为了对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进行指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切断了特别提款权与黄金和美元之间的联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在内部设立了石油基金，允许那些因为国际收支困难而需要进口石油的国家提存。同时，设置临时委员会讨论货币改革问题。1976年临时委员会达成了《牙买加协定》，同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第二次修正案，从而形成了牙买加体系。（1）使成员国的货币汇率浮动和中央银行干预浮动的权力合法化，同时强调国际货币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权监督有管理的货币浮动和成员国的国际清算政策。（2）废除黄金条款，黄金降为一种普通储备资产，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以特别提款权逐步取代黄金和美元，成为主要的储备资产。（3）增加会员国的基金份额，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牙买加协定》实际是汇率安排多样化的协定。

——高德步《世界经济史》

材料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于洋务事业发展的人才需要，洋务派开始了对传统教育的改革，洋务派从1862~1895年共创办了26所学堂。大致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培养翻译人才，设在京师及各地的外国语言文字学校，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这些学校以招收科举正途人员为主，学习的语言有英、法、德、俄等国语言，并兼学西方历史、地理及科技。第二类是在洋务企业内开办的培制和驾驶等专门技术人才的专业技术学校，有代表性的是上海江南制造局及附设的机械学校等。第三类是培养军事技术人才的军事学校，如天津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等。1872年~1875年，洋务派选派了四批优秀学童共120人赴美留学，开创了我国近代官派留学的先例。1887年江南御使陈秀莹上奏建议将数学科列为科举考试科目，明习算学人员可以量予科甲出身。清政府米纳了这一建议，第一次将“西学”与“中学”同考。

——摘编自李《晚清教育改革的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