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马关条约》震动了清廷朝野上下，励心变法、图强保国的呼声高涨。“自中东罢役以来，中外诸臣竟言自强之术”，均以为“目下欲图自强，自以修明武备为第一要义”。这一时期，张之洞目睹湘、淮旧勇积弱无能，亦不断奏述：要抵御外侮，必须编练一支近代化军队。

1895年，自强军在江宁（南京）建立，由张之洞聘请德国将弁35人帮助教练。自强军所招士兵必须“年在16岁以上，20岁以下，体力精壮，向不为非者”。自强军比较全面地仿效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建制，改变了清朝军队单一化的落后现象。张之洞认为若仍以华官管带，新军积弊便会如故。因此，自强军营哨官“均以洋将洋弁为之”，华官只能为副。武器装备大多需靠外债购自西方列强。

甲午战后，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更由于整个封建生产关系没有改变，自强军的试验只能归于失败。

——摘编自王贤知《自强军编练述略》

材料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生丝出口包数增长了三倍多，洋商到杭嘉湖一带高价收购丝茧，推动了该地蚕桑业进一步发展，“远及西洋番舶，贸迁百万”。太平天国运动后，江浙皖地区鼓励地方发展蚕桑业，江苏南河同知尹绍烈积极响应，在淮安清江浦设立蚕桑局。光绪时期，全国府州县蚕桑局基本上遍布除青藏等少数几个省之外的所有地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前后，朝廷多次谕纺劝课蚕桑。新政之际，清政府更加注重实业，各地为提倡蚕桑，振兴实业，大量设立蚕桑局。民国以来，各地蚕桑局仍致力于推动传统劝课蚕桑形式向近现代蚕桑推广模式的转变，这一发展脉络始终贯穿于中国近代蚕桑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之中。

——摘编自高国金等《晚清蚕桑局的兴衰与变迁》

材料   763年，唐代宗升任刘晏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安史之乱后物价飞涨、财政极度困难，刘晏“以养民为先”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为提高运粮效率，改革漕运，改直运法为段运法，降低了运费。削减盐务机构，调整食盐专卖制度，国家掌握统购、批发环节来控制盐政，在各地设常平盐仓，盐价下跌，万民称颂，税收也激增。他改革财政体制，建立经济情报网。在诸道选勤廉干练的士人管理诸巡院，让其随时上报当地物价的涨落等。推行常平法，用“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办法，防止谷贱伤农、水旱民散，他还在各州县储粮三百万石，以作备荒之用。这样既救了灾，又不损国用，还刺激了生产。刘晏真正做到了“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使唐朝经济迅速恢复。780年，刘晏因杨炎所陷被害，抄家财物唯书两车粮食几斛。

——摘编自《中唐刘晏经济改革》

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国家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国税收的决定》，初步建立了我国的税收体系，搭建了现代税收体制的早期框架，并在随后几年不断简化税制。改革开放后，我国步入税制改革的快速发展期。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重塑了收入分配格局。1984年，国家施行“以税代利”，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1994年，国家实施分税制改革，此后，我国实现了税制的城乡统一、内外统一。为了有效吸引外资，2008年，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制度，不仅营造了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也为我国与国际税收接轨作出了重大贡献。2016年，国家颁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等文件，推进“营改增”，迈出了走向现代税收制度改革的重要一步。

——摘编自许安拓《中国税制现代化发展逻辑与“十四五”改革取向》

材料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隋朝均田令规定：农民、奴婢、耕牛的授田皆以北齐制度，即一夫受露天80亩，妇人40亩；丁男另有桑田或麻田20亩，是为永业田；奴婢按良人办；丁牛一头受田60亩，限4头。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还大力鼓励百姓垦荒，并大量修复、改造水利工程。如蒲州刺史杨尚希颇有惠政，督导人民“引瀵水，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民赖其利”；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劝课农桑，更开三十六水门，灌田五千顷，人赖其利”。隋朝政府相继在卫州（今河南汲县）设黎阳仓，洛州设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等。隋朝大业年间，又修建含嘉仓。据考古发掘，含嘉仓已经探出粮窖259个，其中大窖储粮一万数千石，小窖储粮数千石。直到唐王朝取代隋朝二十余年之后，隋朝库存粮食依然尚未用尽。隋朝一系列粮食安全举措，为开皇盛世的到来提供了条件，为隋炀帝的军事远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摘编自刘长林《浅论隋朝应对粮食安全采取的举措》

材料   安史之乱后，由于运河受战争破坏，关中地区发生粮荒。刘晏发展了开元时期的分段运输法，实行“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并在各河段之间设仓转储。刘晏还注意运河沿岸的水源保护和运河的流浚以使河槽不涸。又设厂制造专用船只，改进船纤材料，专门设计了“上门填阙船”，应对水流湍急的河段。为了组织一支高水平的运输船队，他以盐税雇船工，专司行船，减少了沿岸的力役证发，并分段由军队押送。至此，“岁转粟百十万石，无升斗溺者”，基本上缓解了关中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形。

——摘自纪宝成《中国古代治国要论》

材料   宋政府视房地产业为治政要务，不断进行改革。宋初设立名为“店宅务”全面负责官营房地产的计值出租、房屋修建维修并兼顾经济民生等事务。史载：店宅务“掌官屋、邸店计直、出僦及修造、缮完”；并且规定，凡田宅交易都要缴纳契税，时称“印契钱”；针对房屋需求的急剧增长，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两次“申禁内外群臣市官田宅”，“现任京朝官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购置产业”；仁宗时也重申“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并规定“开封府民有赁店宅务客店者，与免诸般差遣”。熙宁三年下诏：“寺丞月添支钱十五千，主簿京朝官十二千，选人十千，无廨舍者月给宅钱五千”。宋政府对城市扩建也有要求，神宗元丰六年，开封外城扩建，新修城墙占用“百姓屋地百三十家，计直二万二千六百缗”，平均每户补偿一百七十余贯。

——摘编自胡建华《宋代城市住房政策研究》等

材料   1793年6月初，雅各宾派上台之时，国内面临严峻形势：物价飞涨且保王党叛乱，外来势力干涉压境。为了摆脱困境，雅各宾派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同年6月3日，雅各宾派促使国民公会通过法令，规定将没收的大量逃亡贵族.王室和僧侣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卖给农民，购买者可以分期付款，10年还清。同年6月10日，国民公会又颁布了第二个土地法令，规定把近两百年来被地主、贵族夺去的农村公有土地以及牧场和森林归还给农村公社。如果农村公社中有三分之一（及以上）的居民赞成，就可以把公有土地按人口进行分配，不论男女、老幼，也不分新户、老户，在家或外出，凡在农村公社中居住满一年者，每人都能分到同等的一份土地。同年7月17日，国民公会颁布了第三个土地法今，无偿地废除了一切封建权利和义务，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烧毁全部地契、文据。至此，法国大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土地问题，基本得以解决。

——摘编自吕桂霞《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土地问题》

材料   民国初年，孙中山指出：“又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需改良进步，中国始能与世界竞争”。受西方风俗习惯的影响，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革除“旧染污俗”的政令，推进社会风习的改良。同时，蔡元培等发起成立社会改良会，力主“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实行了禁缠足、禁鸦片、禁赌博；改称谓，废除“大人、老爷”等名称；废跪拜，易服饰；禁止贩卖人口，通令疍户、惰民均享有公权、私权；倡导女权和妇女解放；破除迷信，革除旧的婚丧礼俗，倡导婚姻自由等一系列措施。南京临时政府的措施促进了社会的改良变迁，并提高人们的生活意识和观念，进而促进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 隋朝建立伊始，户籍极为混乱，一方面存在“诈老诈小，规免租赋”的现象；另一方面存在强宗大族荫庇户口的现象，重整户籍制度便成为当务之急。首先整顿地方基层组织，设保、里、党，由里正、党长负责检查户口，进行户籍整理。以北齐、北周旧制为基础，制订户籍新法，把人口按照年龄区分为：黄——3岁以下；小——3～10岁；中——10～17岁（以后改为10～20岁）；丁——18～60岁（以后改为21～60岁）；老——60岁以上。在这些年龄段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丁”，即成年劳动力，国家赋役的承担者。有家室的丁男，每年服徭役二十日，缴纳租粟三石、调绢二丈、绵三两。为了防止户籍年龄上的弄虚作假，州县官吏必须经常检查户口，称为“大索貌阅”。地方官每年要亲自实地查验户口、年龄、疾状（健康状况），称为貌阅（或称貌定、团貌），就是亲自察看一下人口的相貌，将逃避徭役租调的“诈老诈小”者清查出来。

——摘编自焚树志著《国史十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