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元和初年，面对“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的局面，理财家李巽在盐法方面“大正其事”，强调“盐铁使煮盐，利系度支”，将盐利收入归于度支，使之成为中央所能支配的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他首先降低盐价，元和元年（806年）奏：“每州所贮盐，若遇价贵，斗至二百二十，减十文出粜，以便贫人，公私不缺。”这便是仿效刘晏时的常平盐，由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售价，将盐直接零售给百姓，以平抑盐价。降低专卖价格以及政府低价粜盐，促使市场价格趋于下降，保证了财政收入的增加。其次，调整专卖机构，为了使盐的购销网趋于合理、严密，对原有机构或裁并，或增设，如“堰埭先隶西观察使者，悉归之；因循权置者，尽罢之”。疏通了盐专卖的流通渠道，促使专卖收入猛增。再次，废除别贮库。这一措施带来了唐朝中后期户部财政独立的曙光，是关系到三司成立的重要之举。

——摘编自马慧芳《浅析唐朝元和年间财政制度改革》

材料   西汉建国之初，刘邦为防止同姓诸侯王坐大谋反，欲以“孝”道牵制诸侯王觊觎皇位之心，却没能及时具体施行。汉文帝即位后，决定从心理层面教化民众，他把《孝经》提到与《论语》和《孟子》同等高度，并列为官学，使之成为社会教化的方式。他又颁布“养老令”，通过受鬻法对年迈者给予衣食方面的供应；通过赐物存问对八九十岁的老人赏赐帛絮和酒肉等日常物品，以表示对高龄老人的尊重与慰问。汉文帝对具备一定年龄条件、政治地位的老人赐予王杖，给予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特殊待遇。汉文帝通过法律手段推行“孝老”与“尊老”，举孝廉入仕，对不孝者严惩，形成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摘编自徐鑫鑫、岳燕雪《汉文帝孝亲养老政策探析》

材料 北宋店宅务，是国家行政机关之一，负责管理和维修国有房产，并向租住公房的人收取租金。当时京城及各州县均设有店宅务。京师店宅务，先隶三司，后改隶太府寺，设有“监官四人、专副四人、勾当官二人”；另有“掠房钱亲事官”各四五十名，负责招租、收租；又有“修造指挥（维修工）”各五百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朝廷颁布法令：“市中（失火）延燔官舍，其修盖讫移居者，免僦（租赁）居二十日。应僦官舍居赋直十五钱者，每正（元旦）、至（冬至）、寒食，免三日之直”。天圣三年（1025），京城店宅务辖下的公租房为26100间，当年的租金收入为134629贯，平均每间房屋的年租金5贯多一点，月租为400多文钱（大致是市井平民收入的十分之一）。

——摘编自吴钩著《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

材料   努尔哈赤晚年，后金政权面临明朝、漠南蒙古、朝鲜李氏政权的严重威胁，内部满汉分离、社会秩序混乱、君权受到其他贝勒牵制等一系列问题。皇太极即位后，毅然说服众贝勒，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强调满、蒙、汉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对汉族民众政策作出调整：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犯，放宽惩治。同时，皇太极不失时机地大力推行优礼汉官的政策，将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马匹等赏赐，并委任官职。皇太极即位之初，按照努尔哈赤生前规定，采取四大贝勒按月轮值，共同掌管国家机务，皇太极的实际权力并不大。1626年九月开始，皇太极增设了总管旗务“八大臣”和佐管旗务“十六大臣”，有的与诸贝勒坐在一起“共议国事”，有的直接参与“佐理国政”，有的专门负责“出兵驻防”，稀释了三大贝勒的权势。

——摘编自杨新刚《大清风云——皇太极》

材料 汉初，高祖刘邦鉴于“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形成了中央政府与分封诸侯之间本弱末强、尾大不掉的政治态势。文帝时，贾谊上《治安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后为文帝采纳，分齐地为六国，分淮南王地为三国。景帝即位后，晁错力主“削藩”：“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景帝采纳晁错建议，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景帝三年，吴王刘濞、楚王刘戊等七国诸侯王相互勾结，以清君侧为借口，公开举兵叛乱。景帝因听信袁盎进言，误杀了晁错。三个月后，七国叛乱平定。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6 . 材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政权分裂。南朝成为继东晋之后，由汉族建立起来的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南朝疆土，宋时最大。宋孝武帝刘骏在位期间，面对战乱及经济重心的南移，政治上，推行了一系列改制举措，削弱士族权力，大力提拔寒门势力，整顿刑律，并改置州镇和设立典签，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继续推行“土断”，赦免奴婢和军户，抑制土地兼并，限制士族封山占水，始行“检籍”，设立台使，改革税制，并改铸钱币；军事上，以颜师伯为青州刺史，又重用殷孝祖、卜天生等将领，击溃北魏军队，取得了宋魏第一次青州之战的胜利，收复了济水以北的失地，并进行了军制改革；文化上，尊孔崇佛，恢复礼乐。但统治末年，孝武帝大兴土木、滥杀无辜、奢侈无度，耽于享乐。为了巩固帝位，过度削弱宗室力量，引发宗室内斗局面，动摇刘宋统治基础。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材料   1867年议会改革有着深刻复杂的起因。它是1882年议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向土地和金融贵族展开夺权斗争的继续，也是工业革命在政治上引起的必然反应。工人阶级是在工业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影响下介入议会改革运动的。

1867年议会改革后，工业资产阶级的目标达到了，1868年大选中土地贵族已失去了优势，就连对这次改革始终抱敌对态度的克兰博恩勋爵也不得不承认，“改革之后，贵族政治原则遭到毁灭，而民主的原则获得了胜利”。传统的代表城镇工商业利益的辉格党和代表乡村地主贵族利益的托利党之间的区别已基本消失，两党都已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两党在组织上更完善化了。1867年英国议会改革使一部分工人获得了选举权，同时也改善了工人的政治地位，工会合法化了。

——摘编自施兴和、舒一新《一八六七年英国议会改革起因、动因、后果简论》

材料   安史之乱以后，战乱频繁加剧了农民逃亡、土地兼并的程度，封建政府所掌控的户数下降，失去了大量的纳税户，租庸调制也随之崩溃。唐朝政府为了维持冗滥的官僚机构所需要的庞大俸钱和行政经费，导致了“兵冗官滥，为之大蠹”的被动局面。随着政治的黑暗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吐蕃、回纥、党项等少数民族也借此频繁侵扰唐朝边境。公元805年宪宗即位，他励精求治、全面变革，其中变革的核心就是财政制度。为了增加唐政府财政收入、重振朝纲，国家财政大权便逐渐由尚书省户部四司转向中央三使。将两税使分为三人，国家赋税划分为江淮以南、荆南以东及三川三部分，并在西北度支使辖区设置榷盐使。改革中严厉打击贪污不法官员，如中书省堂后主书涓涣勾结知枢密刘光琦招权纳贿，被刺死。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

——摘编自马慧芳《浅析唐朝元和年间财政制度改革》

材料   从1865年起将海关全部收支总账分为海关经费支出账、海关没收和罚款收入账、吨税收入及用于航务设施的提成账、所有其他规费收入和开支账。所有海关可自行处理的结余，一律存放在指定的银行，没有得到总税务司的允许各关不得截留。1870年又公布了十项有关会计收支的条例。1873年成立了贸易造册处，负责印刷各口贸易统计季报和年报，编写贸易总报告。统计内容涉及中国财政、经济、货币、金融等方面的资料，尤其是关于鸦片、茶、丝、黄麻和大豆等大宗进出口商品。为加强海关财务检查，在总税务司之下，专设掌管会计的稽查账目税务司。“该部门税务司总管辖海关之会计并审查各地海关之会计，至少每年到各地巡视一次，副税务司驻留北京总司署负责审查各关报表”。海关税收从1865年的830万两增加到1875年的1200万两，而1885年增加到1450万两。

——摘编自段晋丽《赫德与近代中国海关制度的建立》等

材料   女真族的封建化，始于金太宗时期，到世宗和章宗之际，金朝的封建化基本完成。原来使用奴隶生产的猛安谋克户，这时“往往以田租人”“取租而已”。

泰和四年九月，又“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金熙宗推行汉法，废勃极烈制，改革官制。在中央设尚书省，下设六部。又设御史台，监察官员活动。在地方沿袭宋朝的路、府、州、县制度。财政方面也仿照宋朝办法，对土地收二税，对人民按财产征物力钱。金太宗即位后，模仿辽、宋之制，设立科举制度以取士。完颜亮时，建国子监。金世宗时，又相继置太学和州学。女真、汉族和契丹族的知识分子进入政府机构。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