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浮田和民（1859-1946）在《史学通论》中讨论史学的定义，引用了汉密尔顿、黑格尔等学者的观点。他给史学所下定义时说：“史学者，考究人类进化次序之学也。”“历史之特质，在于其事实之变迁进化非孤单独立，而前后相连络也，在于其能生发事实也。”美国史学家汉密尔顿说：“历史者，记时间的连续次第之现象者也。”浮田氏认为“此说未当”，因为“历史不但记时间之现象，并记空间之现象也。”他还指出“亚细亚者，文明起源之地也”；“欧罗巴者，文明之发达地也。”“苟无亚，何有欧？今欧人忘却亚人之恩，而反讪谤亚人……此言也，无理甚矣”。
——摘编自尚小明：《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材料二 在20世纪20年代，有些人推行一种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用他们的话来讲，是要把线装书统统扔到茅厕里去。陈垣奋起抵制，他发表《元西域人华化考》，用以批驳那些民族文化虚无的论调。陈垣提倡要奋起直追，发展中国的民族文化，把汉学中心从巴黎夺回北京，也得到曾大力主张西化的胡适、傅斯年的响应。抗日战争时期，陈垣更是著作《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诸书，表彰中国历史上的忠臣义士，高扬抗日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激情，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军民的抗日斗志。
——摘编自周少川：《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史学通论》体现的史学研究特点；结合材料一、二，归纳近代亚洲史学研究的共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陈垣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材料一 自行车又称脚踏车、自由车，1790年由法国人发明。1839年和1853年，英国人和德国人分别发明了自行车踏板，后来又有了一些发明，至1889年，苏格兰人发明了充气空心轮胎，形成了当今自行车的样式。鸦片战争后，自行车传入中国。据1868年11月17日《上海新报》报道，当时上海街头已出现了自行车，不过仅有几辆，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人坐车上，用两脚点地而行；另一种靠蹬踏而行，“转动如飞”。随着自行车的流行，19世纪末，自行车修理业务已经发展为一种专门的行当，销售自行车已成为一些外国洋行和中国商店的重要业务。20世纪初，自行车专卖店在许多大城市出现，自行车已经成了人们熟知的交通工具，但价格一直居高不下。20世纪20年代以后，自行车业发展迅速。1928年，南京市有自行车590辆，1936年增至8944辆。1948年，上海市有自行车23万辆。
——摘编自闵杰《中国自行车的早期历史》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1949年，中国自行车年产量只有1.5万辆左右，1956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仅拥有6.7辆自行车。20世纪80年代，自行车行业以凤凰、永久、飞鸽、红旗、五羊等品牌企业为代表，形成了整车和零部件齐备、配套完整的生产体系，中国一跃成为全世界自行车产销第一大国；1998年，中国自行车出口1761万辆，首超过内销量；据中国自行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的自行车保有量已达到4亿辆，高居全球榜首。与此同时，中国的自行车产量、消费量、出口量已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自行车的年产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已累计出口超过10亿辆，进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当地人们便捷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进入21世纪，自行车行业已逐渐步入成熟期，用户增长速度逐渐变缓，行业格局趋向稳定。
——摘编自钟雁明《中国自行车如何“富起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自行车业的特点，并指出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自行车业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并归纳其发展的主要因素。
材料 三星堆遗址发现于1929年，位于四川省境内，距今有3000—5000年历史，是古蜀文化的重要遗址，也是西南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前人们都认为中国的古文明主要起源于黄河流域，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标志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在三星堆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许多形态各异的青铜器，还有大量的青铜人像、人面像、兽面像等。这些青铜器和人物像风格独特，例如，黄金权杖和黄金面具等，在我们已知的商代和以前的中华文明中从没有发现过，却常见于埃及和西亚的出土文物中，如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刻画了太阳神沙马什授予汉谟拉比权杖的形象。除此之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也有人认为与两河流域发现的生命神树雕像有亲缘关系。正是因为这些出土文物形态如此奇特，并且与西亚、埃及等地似乎有着很多联系，围绕“三星堆文明起源之谜”，学术界产生了诸多争论，主要代表观点有以下三种：一是，三星堆文明是华夏文明的亚文明，是中原文明的重要分支；二是，三星堆文明来源于埃及和两河流域；三是，三星堆文明是受多元文明影响生成的文明。
2022年6月，三星堆考古发掘最新成果揭秘，共出土文物近13000件。在这次出土的文物里面，有些种类在中原地区也曾经出现过，例如，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与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摘编自杨晓邬《揭秘三星堆“上新”背后的故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三星堆文明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影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学术界对“三星堆文明起源之谜”的争论说明了什么问题。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考古发掘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
材料一 公元2世纪罗马人与日耳受人冲突(浮雕)
材料二 “他们中间没有私有的、划开的土地……他们不大吃粮食，生活大部分都依靠乳类和家畜，特别着重打猎。”“日耳曼人是令人生畏的战士，他们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小事由首帅们商议；大事则由全部落议决，如果人民不满意他的意见，就报之以喷喷的叹息声……他们天性纯朴，没有感染奸巧机诈，善待他人。”
——滴编自(古罗马)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1)指出两则材料在史料类型上的差异。(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耳曼民族的特点。
材料 近代以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 时间 | 主要研究内容 |
| 19世纪中后期 | 埃及、土耳其等国的亡国史研究 |
| 20世纪初 | 世界各国革命史研究 |
|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 列强侵华史研究 |
| 20世纪50—70年代 | 各国人民友谊史研究 |
| 1978年以来 | 全球史研究 |
——据于沛《学术史研究是建构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
根据材料概括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特点，并选择其中两个阶段加以说明。材料一 古本《竹书纪年》于西晋年间盗掘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中发现出土，记录了从夏代至魏襄王二十年的历史。该书记述“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后稷放伴子丹朱”。
——摘编自吴璐瑶《试论《唐虞之道》与古本《竹书纪年》对于古史禅让记述完全相悖的原因》
材料二 《唐虞之道》编著于战国中后期，是儒家论述禅让制度较为完整的文献，将神让制推崇极至，认为只有禅让制才能化民成俗，禅让的典范就是尧舜之行：“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方，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亡隐德。”此后，禅让思想成为了传世千年的主流思想。
——摘编自叶达《<唐虞之道>禅让问题再思考》
根据材料一、二，概括《竹书纪年》和《唐虞之道》有关禅让记述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史料运用应遵循的原则。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传统中国的正式官僚体制只能到地方州县一级，州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是以士绅、宗族等地方精英为主导的地方自治。中国自秦以后形成以地缘为特征的乡里组织是封建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其职能主要是负责征派赋税徭役、掌管教化治安等。其他诸如公益活动、社会救助、水利设施等地方公共事务，则主要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来完成。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会社组织，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在以血缘、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宗族与士绅的协助下，使得古代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晚清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家必须从社会中汲取更多的资源以及进行社会动员。传统的乡村精英一方面需要充当国家收取税费、社会动员的先行官；另一方面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族长、乡绅被认为是腐朽落后的封建力量，被受到西式教育成长的年轻一代的批判和反叛。以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革命力量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基层社会的宗法伦理体制，不断地通过斗争来瓦解宗法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传统的乡村精英无法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原有的功能，逐渐退出了乡村治理的舞台。乡村社会的狠人、恶人、地痞等“土豪劣绅”便趁机登上了乡村治理的舞台，成为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新乡村精英对基层资源的大肆汲取激化了基层社会的矛盾，基层社会逐渐失序。
——摘编自郭亮《家国关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变迁的一个视角》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基层治理相比近代基层治理的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起自秦汉，后不断发展繁荣。宋太宗时,东南亚阇婆国进贡的物品中，有“杂色丝绞三十六段，吉贝织杂色绞布五十六段……杂色绣花销金丝绞八段”。 15世纪，意大利丝织作坊以仿造中国丝织图案为时尚。17世纪初，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记曰：“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 到了清代，中国丝绸外销品适应欧洲华丽繁复、精巧柔媚的洛可可风格，将中国文化与西方元素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定制产品。明清时期，葡萄牙、西班牙为了以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换取日本与美洲的白银，开辟出从中国东至日本、西至东南亚、印度、欧洲及经东南亚的菲律宾前往拉丁美洲，再转至欧洲等数条重要航线。
——摘编自王兰兰《海上丝绸贸易对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后，向西方学习，在近代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这种潮流由初期试探性的、全盘西化式的学习，逐渐发展到选择性的、批判性的学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称谓，始由近代初期的“夷学”，发展到“西学”，及至“新学”。通过向西方学习，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文化完成了自己的时代嬗变，形成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的，以爱国、革命、革新、开放为特征的近代文化。这是一个无奈的、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新生的过程。
——摘编自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
——习近平《开辟合作新起点谋求发展新动力》（2017年5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先进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特点。
(3)综上，谈谈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对我们的启示。
材料一 1851—1910年，清王朝多次派员参加国际性的博览会。博览会上中国展品除以农渔牧及其副产品、矿产品、手工制品等为主外，还有古玩、祭器带有文化色彩的器物，得奖的也大多是诸如景泰蓝、丝绸之类的展品。清王朝参会的展场布置既建辕门、插龙旗，“与官衙一式，极形严肃”，甚至设有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容像；还陈列对联、灯笼、绣画等物品。场馆的命名或称为“大清国”，意为“大清朝”，或称为“中华公所”，富含“中华文化”意味。但西方强国却对晚清中国不屑一顾，除了在会场上刁难中国人外，还将中国视为殖民地和“半开化的国家”。
——摘编自洪振强《国际博览会与晚清中国“国家”之形塑》
材料二 1951—1957年，中国共参加了20多次大型的国际展览会。在场馆的陈设上，凸显了天安门、国旗等，而在1956年维也纳国际博览会上，中国国旗与苏美英等参加国国旗并列。参会的展品全面展示了新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建设成就，其中重工业展品居于突出的位置，如1956年在保加利亚举办的展会上，重工业品的比重为40%。参加展会的观众也改变了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中国不再是过去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了。除了工业品，中国还借展品展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海外的观众纷纷为中国劳动人民高超的技艺赞叹不已。
——摘编自夏松涛《1951—1957年新中国参加国际展览活动的形象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参展的特点并指出其塑造的国家形象。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参展的意义并分析新中国与晚清国家形象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1601～1700年英格兰精英人物初始兴趣的转移（部分）（单位：百分比）
| 初始兴趣分类 | 年份 | |||
| 1601〜1625 | 1626〜1650 | 1651〜1675 | 1676〜1700 | |
| 牧师 | 37.2 | 30.1 | 19.5 | 13.2 |
| 律师 | 25.3 | 25.8 | 27.8 | 21.0 |
| 科学家 | 12.8 | 28.2 | 31.4 | 27.6 |
——摘编自宋琳《科学社会学》
材料二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思想家培根从人类理性出发的科学分类体系
| 人类能力 | 知识部类 | 门类 | 学科 | |
| 记忆能力 | 记忆的科学 | 史学 | ||
| 想象能力 | 想象的科学 | 艺术与诗歌 | ||
| 判断能力 | 判断的科学 | 哲学 | 自然学 | 形而上学（终极原因）物理学（物质运动）机械学、化学技术、纯教学、几何学、算术、实用教学 |
| 人类学 | 医学、逻辑学、语言言学、伦视学、法学 | |||
| 神学 | ||||
——摘编自席玉宝等《现代体育科学学科体系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601一1700年英格兰精英人物初始兴趣转移的趋势并分析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17世纪科学革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