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十九世纪，英国在一些大的部门，在大臣以下，先后设立了政务次官和常务次官，辅佐大臣在内阁的政务和部内事务。这样，英国政府机构里的官员逐渐分成了两类：政务官和文官。各部门的大臣、国务大臣、政务次官等少数官员是政务官，他们参加议会的活动，参与制定政策，与内阁共进退。常务次官以下的广大政府官员组成文官队伍，他们负责执行政策，是常任官员，其去留不受政潮的影响。法律规定：录用文官要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文官不得兼为议员，不得介入党派政治活动。
——摘编自程西筠《由恩赐官职到择优录士－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
材料二 孙中山提出“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主权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而“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官吏既为人民之公仆，其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行政能力才能提供有效的服务。孙中山认为只有经过公开竞争、择优录用的考试制度才能选拔出高素质的官员。政府官员掌握公共权力资源，应该遵从人民的意志行使职权。为防止官员贪污腐化、滥用职权，孙中山主张应当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只有人民拥有监督的权力，才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官员。
——摘编自李俊清《现代文官制度在中国的创构》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其体现的基本特点。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概括孙中山现代文官制度的构想，并分析其积极影响。
材料一 农业革命是人科动物成为真正的人类之后所取得的第一项重大成就。这一革命使古代大河流域文明有可能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发展起来。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结合所学知识，材料一中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有哪些辉煌的文化成就？
材料二 作为山地高原型的古代文明，印第安人在其有限的活动范围里，难以逾越自然界的重重障碍而将其文明的星星点火，带到更远的地区。
——程洪《论拉丁美洲古代印第安文明的特点》
(2)结合所学知识，列举一例印第安人创造的古代文明。根据材料二，指出印第安文明难以“带到更远的地区”的原因。
材料三 启蒙思想家们通过撰写各种小册子，走上街头宣传演讲等形式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进行着唤醒民众的工作，……为欧洲文明的发展开辟了思想道路。
——董小燕《西方文明史纲》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启蒙思想家们倡导的精神内核是什么？如何理解启蒙思想家“为欧洲文明的发展开辟了思想道路”？
材料四 多样性是成功的保证，每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寻找自身发展的道路，恰恰是现代文明的特征，……当文明的多样性再次呈现、文明之间恢复平等时，人类将面临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文明将共存，人类将共荣。
——钱乘旦《文明的多样性与现代化的未来》
(4)根据材料四，归纳“现代文明”的特征。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环境保护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且采取了很多措施保护环境。周朝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其中有不少官员是跟环境保护相关的，比如掌管山林的官员叫做山虞，要求民众在规定的时间砍伐树木。不让民众猎取幼兽和鸟卵。秦朝的统治者比较重视植树造林，大将军蒙恬就曾经在北方边塞种植大批榆树，形成一条“绿色长城”。汉朝时期的地方官员为了保护水资源，专门颁布了地方性的法规。南北朝时期，北魏宣武帝还把禁止屠杀怀孕的母兽确主为永久的制度。宋代专门设有农师官职，指导并检查民众植树， 明清两朝沿袭了前朝历代保护山林、植树造林的传统。
——摘编自付雷《中国古代的“硬核”环保措施》
材料二 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使工厂代替了手工工场，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建立了以煤炭、冶金、化工等为基础的工业生产体系。在工业化的推动下，煤炭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主要能源。煤炭的大规模开采和燃烧，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也会释放大量的有害气体和重金属。随着工业化的扩展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汽车、拖拉机和机车得以广泛发展起来，石油得以广泛使用并逐步取代了煤炭的使用地位，使用比例大幅增加，开采和加工石油加速了汽车工业的兴起。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和思维方式，使人类向更高境界发展，这种发展的背后却隐藏着环境破坏的巨大危机。
——摘编自安杰《世界城市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材料中“深刻的认识”指的是什么？归纳历代统治者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以来环境问题的阶段特征。综合上述材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谈谈你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材料 传统史籍不会刻意留存某些个体生命的生活痕迹，作为地下文物的墓志则寄托了生人对逝者的哀思。墓志常以固定格式记述墓主人的出身、经历、仕宦或家庭生活等内容，末尾以铭文对墓主人的一生进行概括，故又称“墓志铭”。唐朝开放包容，各族人士寓居中土，甚至终老华夏，他们的墓志书写透露出这一时代背景下的真实细节。
| 墓主人 | 民族 | 墓志主要内容 |
| 何文哲 | 粟特人 | 任职禁军，救君主于危难。 |
| 康君 | 粟特人 | 金鞍宝马，去来三市之傍；绥颊高谈，出入五侯之第。陆大夫之宴 喜，愿得分庭；孙丞相之招贤，方齐置驿。 |
| 米继芬 | 米国人 | 其先西域米国人也，……终任官为左神策军故散副将、游骑将军、守左武卫大将军同正兼试太常卿。……信行为远迩所称，德义实闾里咸荷。 |
| 安思温 | 粟特人 | 儒释二门，特加精意。篆隶得回鸾之妙，庄周自天性之奇。 |
——摘编自蒋爱花《四海同风；墓志所见唐代的民族交流融合》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以上唐代墓志出现的时代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以上唐代墓志具有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书院肇端于唐朝中期，当时的主要功能是收藏、校勘书籍。北宋初，国家推崇儒学，而官办学校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以教育为目的的书院才蓬勃发展起来。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长沙岳麓山下建立讲堂。1015年，宋真宗赐“岳麓书院”匾额，并赠内府图书，岳麓书院开始驰名。许多士大夫包括周敦颐和朱熹等理学大师都开设书院，授徒讲学，形成了古代学术的高峰。当时全国共建书院442所，超过过去历代总和。到了元代，政府对书院给以资助，并加以管理，书院趁机扩张到云南、甘肃等地。明代初期，政府提倡官学，压制书院，书院经历了一段沉寂。明代中期后，王阳明等大儒告老还乡后纷纷在故乡兴建书院，普及乡村教育，提携后辈人才，书院又兴盛起来。到了清代，书院进入官方主导阶段，在经费来源、院长任免和学生管理方面都受到政府影响，官学化越来越明显。
——摘编自曹磊《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及其影响》
材料二 1901年，慈禧太后颁布上谕：“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全国随即掀起一股书院改学堂的热潮，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到1903年全国共有680余所公立学堂。1905年，科举制废止令让一些徘徊观望的书院彻底失去了挣扎的勇气，主动向新式学堂转变，到清末各省书院基本完成改制工作。由于书院改制诏令中有将不同级别书院改为相应级别学校的规定，于是在全国书院改制完成时，不同级别的学校教育系统随之建立起来。各类新式学堂在办学目标、招生考试、教学管理、课程设置等方面都采取了新举措，具备了近代教育的特征。
——摘编自张传燧、李卯《晚清书院向近代学校转型的内外条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晚清书院改革的背景和作用。
材料一 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说：“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而《春秋公羊传》记载了儒家论述“夷夏互变”的大量历史案例。可见，是夷狄还是华夏依据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化而转移，正如韩愈在评价《春秋》时所说的一样：“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正是这种依文化辨华夷的观念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能够通过文化学习相互融合、凝聚。
——摘编自张刚《中国古代民族观与中华民族凝聚》
材料二 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认同意识做了具体反映，《史记》的“十二本纪”分别记述了五帝、夏、商、周、秦国、秦朝、项羽、刘邦、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由此构建起了华夏民族的政治统绪。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普遍认可《史记》编排的这一政治统绪。《晋书》中的《刘元海载记》记述了匈奴人刘渊认同自己为刘汉后裔，所建政权以“汉”为号。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总体来说都非常重视汲取汉族先进文明制度，统治者都非常热心儒学，如北魏孝文帝就以汉化改革著称，对儒家道统极为认同，自觉捍卫华夏道统。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的民族观。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以何角度进行华夏认同？并说明这种民族认同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的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遏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达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渡过了八次大汛，此后治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材料二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伴随着工业和城镇化发展，工业和城市用水需求急剧增长。黄河治理围绕除害兴利，水利建设进一步提速。以邓小平、陈云、江泽民等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关心黄河的治理开发以及水资源利用等问题，不断推进黄河治理的科学化及制度化。1989年11月，“引黄济青”工程竣工，青岛市用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20世纪80年代，黄河大堤得到重新修缮。从1978年开始，国家陆续开始在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设立水质监测站、加快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的立法保护等工作。21世纪初，黄河断流以及黄河受纳的污染物量已超出自身水环境承载能力，水污染加剧、生态环境失衡等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日益凸显。为此，黄河流域的治理“从以往以水质监测为主向以监督管理为主转变”“从以往比较注重微观管理向注重流域层面宏观管理转变”。此后，通过调水调沙、生态补水等一系列综合措施，至2012年，黄河流域的水质总体恶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水资源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不断深入，其中重要生态敏感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也得到有效缓解，黄河断流也未再出现。
——《新中国黄河治理的成就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初期治理黄河的特点及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后与新中国初期黄河治理的不同点及背景。
材料一 清朝前期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主要通过救助机构实施。这些救助机构有综合性的如养济院、留养局；有针对某一弱势群体的，如育婴堂。养济院、育婴堂、普济堂为常设救助机构；留养局、粥厂为季节性的救助机构。养济院、粥厂、栖流所等由政府供给被救助者衣食。普济堂和育婴堂有些是民办的，但绝大多数是奉皇常之命设立的，被纳入政府资助、管理的范围。清代前期的社会教助几乎是以“养”为唯一方式，对被教助者的教助完全是免费的，以保证他们的生存为目的。
——摘编自刘悦城《清朝前期的社会弱势群体教助》
材料二 建国初期，弱势群体数量巨大，情况复杂。因此，毛泽东认为，政府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应遵循因类、因人而异的原则。救济失业人员：“推行积极的失业救济，救济失业与促进就业相结合”;救灾工作：“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不论是失业救济、灾民救济，都是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围绕建国初期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个政治大局进行的。除政治、经济方面的救助措施外，还重视弱势群体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弱势群体主动、积极地融入到劳动自救和建设新社会的洪流中。党和政府还在全社会提倡平等相待、团结互助、扶弱济贫，反对社会歧视，让全社会都关心社会弱势群体，从而为弱势群体的救助和自救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从1950年7月至1952年9月的3年间，全国共安置救济失业人员上百万。灾民、贫民和流民也得到合理的救助与安置。
——摘编自杜俊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救济论述》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朝前期对弱势群体救助的特点。(2)对比材料一、二，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弱势群体救助的创新之处。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弱势群体救助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文官制度正式确立于秦汉时代。最初，职业文官与世袭贵族并驾齐驱。文官势力的第一波壮大，发生在汉武帝执政前后。内外朝、察举制、回避法、致仕制、考核考察等制度都是这一波浪潮的产物。文官势力的第二波壮大发生在隋唐。在平民阶层的支持下，隋唐文官制度迅速走向成熟。宋朝或许是文官势力的高峰。文官集团刚刚配合皇权，取得了针对门阀贵族的全胜，并且得到了新兴的平民阶层的支持，迎来了蓬勃、宽松的发展。但是，君权排他与独裁的本质，在动荡局势的掩护之下，打破了君臣共治的均势，文官势力也从峰顶跌落到康雍乾时期的谷底。
材料二 文官士大夫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产，它横跨政治和社会，兼具官员、文人、乡绅等多重身份，是中国历史稳定和发展的建设性力量。回避制、人事铨叙、监察考核和日常管理等内容督促文官群体强化帝国各部分的治理，汲取资源，向上负责，效忠帝王。文官制度中包含着追求效率、清廉、民本等原则，文官士大夫在实践中秉承的中庸、谦让、勤勉等人生态度，沉淀为中国历史的宝贵遗产。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程《中国古代文官制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发展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