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内容 | 来源 |
广东人陈祖义等全家逃于此处(指“旧港”),充为头目,甚是豪横……至永乐五年(1407年) | (明)马欢《瀛涯胜览》 |
朝廷差太监郑和等统领西洋大粽宝船到此处……来报陈祖义凶横等情,被太监郑和生擒陈祖义等,回朝伏诛 | |
旧港番舶长张琏(广东人)……本大盗……西籍言嘉靖间有海寇张士流夺据葡人之澳门,殆即琏也,中国人之胜西人,自是始 | 梁启超《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 |
A.出现较早的史料最为真实可信 | B.所有信息之间皆可以相互证实 |
C.马欢深受西方民主价值观影响 | D.梁启超认识基于所处时代环境 |
材料:李济(1896—1979)又名李济之,湖北钟祥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始终将考古学视为历史学的分支,认为考古学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史学家使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真实可靠的历史,最终推动健全的民族意识形成。针对上古史研究文字记录严重不足的状况,李济认为应关注地质、气象、古生物、人类文化遗址、民族学、人类体质学等各涉及多门学科的资料。他主张采取比较法,做到中国与外国比,国内各区域相互比,“比较各处的事实”“认识各处实物的真正价值”。他赞成在考古资料收录方面应详细记载出土时间地点和周围环境的做法,认为这体现了史学家求真的态度与素养,此外还要保持有控制的想象力。
——摘编自杨天通《考古和人类学视野下的古史重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李济的学术主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考古学对史学研究的价值。
材料 公元前403年,瓜分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卿大夫居然被周天子命为诸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以现代的视角来看,“三家分晋”是春秋时期社会大转型的结果,韩、赵、魏三家分立后,为战国时期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贡献。宋神宗在《资治通鉴》序中写道:“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司马光指出:“先是,大夫专国者多矣,未有敢自君者。至是,三大夫始受天子之命,礼之纪纲尽矣。”《资治通鉴》以此为史事评价的准绳,批判三家卿大夫的僭越行为。司马光记载“三家分晋”,其深意为引出对“天子之职”的规谏,系统阐述“以礼治国”的政治思想,“礼之大节”在于君臣之位不可乱,而维护君臣秩序的主要手段是名器。司马光认为,晋国的韩、赵、魏三家专权已久,却不敢擅自逾越君臣秩序而自立为国;周天子却升其为诸侯,实乃自坏长城。
——摘编自刘江《司马光写“三家分晋”的深意》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司马光对“三家分晋”的态度及司马光有这种态度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历史事件评价的因素。
A.图像比文献记载更可靠 | B.西周重视天文观测 |
C.文物与文献可相互印证 | D.楚国制漆工艺精湛 |
序号 | 史料 | 出处 |
甲 | “参加这次会议(即中共“二大”)的有来自七个地区(上海、北京、山东、湖北、湖南、广州)七个代表,每个地区各一人。” | 《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1922年12月9日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代表团提交) |
乙 | “陈独秀、李达和我(即张国焘)、蔡和森、高尚德、包惠僧、施存统,此外还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州代表,一共九人。” | 张国焘《我的回忆》(1961-1965年所写) |
丙 | “(二大的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共12人。” | 《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代表整理) |
A.仍需寻求更多史料,进行史料互证,还原历史的真相 |
B.甲可信,因其记录的日期最接近中共二大召开的时间 |
C.乙可信,因张国焘为“二大”当事人,其回忆最可信 |
D.丙可信,因其记载的名单更为详细,故其可信性更强 |
A.传说受到官方的影响较小,史料价值往往高于史籍 |
B.史学家应重视探寻历史规律,不必纠结于历史细节 |
C.历史叙事与民间传说为社会呈现了多维的人物形象 |
D.历史是不可再现的,历史叙事很难有客观性的记载 |
A.私家著述不利于还原历史真相 | B.观点不一导致历史真相无法还原 |
C.史料考证对史学研究特别重要 | D.第一手史料的价值高于二手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