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中后期英国议会的部分立法情况
1848年，通过《公共卫生法》，要求中央和地方当局集中处理工业城镇的污水和废弃物，并负责卫生饮水、排污、清洁等事宜；
1855年，通过《首都管理法案》和《消除污害法案》，规定成立首都工务委员会，全面负责英国的房屋、供水、排水系统建设与管理；
1868年，颁布《托伦斯法》，准许伦敦地方政府可以勒令住房卫生条件不过关的房主自己出钱把房子拆除或加以修理；
1875年、1882年、1885年，相继颁布三部《工人阶级住房法》；1890年、1894年、1900年，先后通过新的《工人阶级住房法》，授权地方政府拆除贫民窟区域中的建筑，建造和修缮下水道，提供供水等配套设施，用改造好的土地建造工人住房，并避免改造后的居住区过于拥挤。
——据胡常萍《19世纪中后期英国城市改造的启示》等
概括材料反映的历史现象并加以评析。
材料一 袁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被国人视为奇耻大辱。（1915年）5月9日，北京总商会通电全国各省商会，痛陈“我国民苟欲自列于人类，五月七日之耻，此生此世、我子我孙，誓不一刻相忘！今请自本年五月七日始，我四万万人立此大誓：共奋全力，以助国家。”数日之间，北京总商会的通电在全国各地散发，各主要报章无不一再疾呼“勿忘国耻”！不仅报纸、墙上、商标上、信笺上到处可见“勿忘国耻”四字。一时间，国耻茶壶、国耻花瓶、国耻扇、国耻摄影等，无所不有。另一方面，在此全国群情激愤之时，纪念国耻的活动有时也流于形式：杯箸上刻国耻纪念而花酒照样吃；舞台广告皆书国耻字样而戏照样看；特别是麻将牌刻上国耻纪念后照样打。无怪乎有人叹息道：如此乐不可支，则对国耻其实又“愤于何有”。
——摘编自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
材料二 表2 国民政府国耻纪念大事表
| 时间 | 活动 |
| 1928 | 公布《五九国耻纪念宣传大纲》：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扑灭中国共产党，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等口号 |
| 1929 | 公布《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将五九、济南、五卅、沙基惨案发生日列入国耻纪念日，规定全国下半旗致哀 |
| 1930 | 修正《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将四个国耻纪念日合并，特意将五九定为“国定纪念日”，规定停止娱乐宴会，号召各界一齐纪念 |
| 1935 | 公布《修正革命纪念日简明表》：明确了五九纪念日“全国一律下半旗，停止娱乐宴会致哀“等规定 |
| 1938 | 颁布渝字三五四号令：规定7月7日为抗战建国纪念日，并列入历书纪念 |
| 1940 | 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决议：将五九纪念并入7月7日抗战建国纪念日 |
对比材料二与材料一，概括指出民国时期国耻纪念的特点，并对国民政府时期国耻纪念活动的变化予以评析。
材料一 唐高祖武德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等于玄武门诛之。甲子，立为皇太子，庶政皆断决。……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运属文皇，功成守正。善恶既分，社稷乃定。
——后晋刘煦《旧唐书》
材料二 立嫡以长，礼之正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门，推刀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效法)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刘昫与司马光对“玄武门之变”的不同态度，并结合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评析。（2）研究“玄武门之变”时，你如何看待《旧唐书》与《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
材料 中国物产很多，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宝藏丰富，是一个受人尊敬、美丽和富饶的国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是皇帝，拥有大量土地和人口。皇帝从来不见老百姓，也不见大人物，即使是外国使节朝觐，也只能模糊地看到皇帝帘子后的身影。使节们把所有贡品留下，皇帝会给予他们双倍的赏赐……中国皇帝不是父子相传，也不传给侄予，而是由常驻北京的王国委员会进行选举，并经大臣们通过产生。
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困难重重，没有广州行政长官的批准任何中国人都不能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去，而外国人来中国后也不能随便离开，任何船只如违反停泊规定，其货物被没收上缴皇帝，人员被处死……中国人轻易就能被打败。多次去过那里的人们断言，曾夺取马六甲的印度总督用十条大船就可以征服整个沿海。我们的大船二十天就能到达中国，六月底从马六甲出发最好，借助季风航行十五天即能抵达。
（1）从上述材料中提取两个信息，分别指出其反映的历史现象。
（2）根据材料，评析《东方概要》的史料价值。
近代以来知识界对国学的观点争鸣（部分）
| 时间 | 人物 | 对国学的观点 | 出处 |
| 1906年 | 章太炎 |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国粹激动种性。 | 《民报》 |
| 1915年 | 觉生 | 窃惟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数典忘祖，昔贤所讥。 | 《拟各校配置读经讲经议》 |
| 1915年 | 陈独秀 | 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 | 《敬告青年》 |
| 1919年 | 胡适 |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 《新思潮意义》 |
| 1932年 | 王国瓒 | 于科学急求以补之，且于将亡之国粹，合力而复兴之，则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 《经学与科学》 |
——摘编自李凡《现代国学的发生与走向》等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以来知识界对国学的观点争鸣”进行评述。（要求：表述成文、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 1949年以后，革命史学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由边缘走向中心。1954年，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叙述框架：开端于1840年鸦片战争，下限为1919年五四运动，以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此后，戊戌维新因“改良”而逐渐趋向负面评价，辛亥革命亦因“不彻底性”而评价低落，只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标杆而成为研究热门。
在20世纪70年代来和80年代，中国历史学界出现若干学术争论，包括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农民战争评价问题等，1979年，戴逸提出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生产斗争、科技发展都是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这一主张得到广泛支持，对生产力的研究形成热潮。随着研究视野的开阔，人们注意到中国近代史还存在着另一个过程，即追求近代化的过程。中国近代史研究逐渐由比较偏重政治史发展为多领域百花齐放的局面，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完整的研究体系。
——据王建朗《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
根握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进行评述。（要求：表述成文、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传统文化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周围各国如“夷”，即未开化的野人，必须向中国臣服。资本主义列强刚刚闯进中国时，中国沿用了“夷”的称呼，如“英夷”“法夷”等。推而广之，凡是和外国事务有关的交涉，也统统称为“夷务”。19世纪60年代起，“天朝”与“夷”的对称变为“中国”与“西洋各国”“泰西各国”的对称，“夷务”也就演变为“洋务”。
材料二 如表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天朝”和“中国”词语的使用频率变化。
| 年代 | “天朝”使用频率 | “中国”使用频率 |
| 道光最初10年 | 50余次 | 不满10次 |
| 道光十六年（1836年 四月至十七年四月 | 6次 | 5次 |
| 道光十八年一月至五月 | 6次 | 14次 |
| 咸丰 | 《筹办夷务始末》前五卷约5次 | 逐渐取代天朝 |
| 光绪 | 几乎不用 |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清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内外称呼词语的变化进行评述。（要求：表述成文、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