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署，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摘编自梁启超《新史学》（1902年）
材料二 年鉴学派是由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年）和马克·布洛克（1886-1944年）于1929年创立的，它得名于是年发刊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简称《年鉴》）。在它创立的初期，年鉴学派还只是孤零零的几个人，在传统史学的汪洋大海中，就像人们所形容的那样，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玩具船，然而它却使世界历史学改变了方向＂。
费弗尔认为历史就是人，人不但是历史的唯一的准则，而且是历史的生命。他在《为历史而战斗》一书中明确指出：＂历史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的过去的科学，而不是关于物或思想的科学，所以，在历史这门学科中，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属于人，什么依赖于人，什么为人服务，什么表示人，什么证明他的存在、活动、爱好和存在方式。＂人，作为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具体的人，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个别与孤立的个人，而是社会的、有组织的入矸。为此，当历文学家去理解人时，应该把人及生活的实际和时空中的一切错综复杂的关系理解为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
——摘编自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
(1)根据材料，概括梁启超与费弗尔的史学观点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梁启超与费弗尔的史学观点。
材料：西晋史家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谓识治（治理国家）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夫。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用兵谋略），非其所长欤。”该评价引发了关于“陈菲是否有意贬抑诸葛亮”的长期争论，成为一桩史学公案。此案在历代史书中的书写情况大概如下：
| 东晋 | 王隐《晋书》引时人之传言，曰：“（陈）寿父为马谡参军，诸葛亮诛谡，髡其父头（剃发之刑），亮子瞻（即诸葛瞻）又轻寿，故寿撰《蜀志》，以爱憎为评也。” |
| 北宋 | 萧常《续后汉书》批判陈寿的《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以蜀称汉”的做法，并称陈寿因其父“以罪为诸葛亮所髡”，于是“贬其号而诋讪其君臣（刘备和诸葛亮），是以尊魏也”。 |
| 明朝 | 胡应麟《少室山房集》认为陈寿修撰《三国志》，“实奉命晋君者也”，而骨以魏为正统，故“不得不纡回其笔”。而且陈寿在其书中也累记诸葛亮之战功，“所为扬诩武乡（即诸葛亮）之将略，固已至矣”。 |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陈寿贬抑诸葛亮”案的历史书写变化。
(2)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
| A．时代孕育史学 | B．史学滋养时代 | C．史家承继前贤 | D．史学可以改写 |
材料一
| 内容 | 出处 | |
| 史料一 | 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 曹操《建学令》 |
| 史料二 | 太祖遣都护曹洪平下辩，使（辛）毗与曹休参之，令曰：“昔高祖贪财好色，而良、平匡其过失。今佐治（辛毗）、文烈（曹休）忧不轻矣” | 西晋陈寿 《三国志·辛毗传》 |
| 史料三 | 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乃言传说上为辰尾宿，岁星降下为东方朔……其为虚妄，甚矣哉！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海岛，释金辂而履云舆，弃六骥而羡飞龙哉 | 曹植《辩道论》 |
材料二 唐太宗时，魏征在《理狱听谏疏》称：“臣闻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上下无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乐闻逆耳之言，犯颜之净（净）’”。唐太宗在《祭魏太祖文》中写道：“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初盛唐时期关于曹操的诗歌中，也多为文人对魏武帝的凭吊，如张说的“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自中唐起，许多作家开始将藩镇权贵比为曹操或用臣子与曹操对比，如：刘长卿“西征开幕府，早晚用陈琳”（《送崔载华、张起之闽中》），将闽中长官比附曹操，友人比附陈琳；元稹的“刘虞不敢作天子，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则将同属东汉末年的名臣刘虞与曹操做了对比。
——摘编自高子倩《中唐曹操形象新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三则史料对研究曹操的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唐以来曹操形象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从政治层面来看，周初统治者对商代天命神学观进行改造，宣称天命并不是永远眷顾商族，天只眷顾有德的统治者。……老子与孔子的重民思想开始体现在具体的为政措施上，《孟子》“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强调一切行动都要以民意为基础。……在孔子的眼里德是君主仁厚，在孟子的眼里德是君主要行仁政，但德都不过是对君主的一种人格要求。然而周朝的政治实践表明，人民对于君主德的要求往往只是一厢情愿，因此不少思想家对于君民关系、甚至政治制度进行反思，孟子认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荀子指出“汤武非取天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君在这里实际上是一个代天治理人民的代理人而已。正是基于这些思想，人民通过非常措施，把君主推下台，另立新的君主就是正当的行为。《左传》“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便是这些思想的反映。
——摘编自侯荣华《从政治角度看先秦民本思想的发展》
材料二 儒家民本思想在理论上最致命的一条是以“治权在君”作为最基本的政治价值，以“贵贱有等”作为最基本的制度原理，从来没有明确提出过“治权在民”的思想。用今人的尺度衡量，这种坚守等级法则的“以民为本”，即使原原本本地得到落实，也不成其为名副其实的“以民为本”。儒家民本思想所设计的理想政治模式属于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专制政体”范畴，其根本特征是将最高权力归属于一位大公无私的王者，这种理想化的王者在人世间无处寻觅。儒家民本思想以规范性思维作为其显著特征，并以调整政治关系为其主要功能，而各种规范性，限定性、制约性的因素通常会与当权者的切身利益发生冲突，因此当权者背离民本思想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民本思想是封建时代公认的政治准则，在发生政治危机时，这类现象尤为显著。那些欲保帝位的人总是以“敬天畏民，与民更始”为修饰，那些谋夺帝位的人总是以“顺天应人，吊民伐罪”为口实，那些夺得帝位的人总是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为标榜。
——摘编自张分田《关于儒家民本思想历史价值的三个基本判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先秦民本思想在政治层面上的体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不能得到全面实现的原因。
叶圣陶日记（节选，农历1911年十一月—十二月初）
辛亥年十一月二十日
近日割辫甚多。校中学生殆已割尽。然亦有一般人冥顽不灵，牢种奴性，死留此一条亡国之纪念物。自命为不肯与世推移者。
十一月二十四日
鄂江战事现正在停战时期之中，而北方又有遣使来议和之事。夫停战议和本须有不得已之势，现双方立于反对之地位，非战争不可以解决者也。且在民军之初意，非欲成一大民主国乎？则北虏未去，民主国未完全，何可和也？
十二月初七日
傍晚出《民国报》第二期阅之。既更阅《民报》。
我国革命之首倡者实推孙中山，昨日由美抵沪，沪上人士均喜跃如狂。
近日军饷非常缺乏，我校中同学可排演新剧，得资助饷。虽一粟之于沧海，然心可少慰矣。于闻之大喜，即欲编辑脚本，用时事而寓劝化之意。在苏演数日，更可周历各乡，可以广教育，可以集多金。
十二月初十日
选举总统一事为历史所未有，亦民国之光荣。街头巷角，高竖五色之国旗，而各学校亦停课一日焉。
十二月十二日
有浙军十数人，持剪刀行，途次见有辫者，辄剪去之。被剪者已数十人。愿为辫子作忠臣者多趋避焉。
——摘编自叶圣陶（1894—1988）日记《辛亥革命前后》
提取材料信息，说明上述材料对研究20世纪初辛亥革命有哪些史料价值
材料一 岁戊申（公元1608年，明万历三十六年），江以南大水，无麦禾，欲以树艺佐其急，且备异日也，有言闽、越之利甘薯者，客莆田徐生为予三致其种，种之，生且蕃，略无异彼土。庶几载橘逾淮弗为枳矣。余不敢以麋鹿自封也，欲遍布之，恐不可户说，辄以是疏先焉。
——（明）徐光启《甘薯疏序》
材料二 番薯种出海外吕宋（今菲律宾）。明万历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坚硬不肥沃）之地遍行栽播。
——（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
注：《金薯传习录》是一部引种、推广、种植和传播甘薯的农业科学史料汇编。
在探究“明代甘薯传入中国”这一问题时，你认为应该如何辨析和使用上面的材料？
材料 包拯在知谏院等任内，多次提醒宋仁宗：“临决大政，信任正人。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虽近必黜，忠直者虽远必收。况幅员至广，官吏至众，黩货暴政，十有六七；若不急于用人，以革其弊，亦朝廷之深忧。”包拯认为，宰相必须是“能尽心救天下之弊，敢当天下之任者”；御史府是“朝廷纪纲之地，为王耳目之司，必在得人，方为称职，自非端劲特立之士，不当轻授”；“夫转运使、提点刑狱，在乎察官吏之能否，辨狱讼之冤滥，以至生民利病、财赋出入，莫不莅焉。事权至重，责任尤剧，设非其人，则一路受蔽”；“盖刺史、县令，耳目接于民事，惨舒攸系”；“如州县之职不举，按察之吏又不以闻，则朝廷无由而知，是一方之民有终无告者矣”。
——摘编自董伯庸《试论包拯关于整顿吏治的主张》
提取材料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包拯奏疏对研究宋代政治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从乡村底层走上权力巅峰的明太祖，对荒政破败与王朝衰亡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体会，洪武元年（1368年）就曾明确告诫臣下：“恤其……恤其幼……天下之老幼咸悦矣，其心有不归者，寡焉！”在频繁实施赈恤的过程中，明初荒政建设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一，将救荒的行政权力统一集中到户部，使户部担负起“以积贮之政恤民困”的职责。其二，明确了“不拘时限”的报灾之法、“勘灾既实，尽与蠲免”的蠲免之法、“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不与”的赈济标准和“务使饥民切沾其利”的赈济原则。其三，为了在第一时间掌握灾情并实施救助，构筑了“遣御史巡行以广耳目”的监察网络和者民报灾制度，制定了严厉的灾荒行政奖惩政策。有效通制了官员在荒政中的懈息和责任推却等行为。
——摘编自杨乙丹、卢勇《明代灾荒赈贷制度探析》
材料二 为了吸纳社会资源，激励社会各界踊跃投入教灾工作，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捐资者、经募赈款（物）者、办赈出力者、防灾御灾有功者等方面的激励、奖赏举措，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灾荒救助的奖励体制，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一些因应时代的权变。在救灾奖励制度的贯彻实施过程中，由于整体权力系统效率低下，特别是公权私用痼疾无孔不入，加之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国民政府的灾荒救助奖励制度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摘编自武艳敏（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救灾奖励制度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太祖赈灾的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南京国民政府救灾措施与明初的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1866年，出使英俄的公使曾纪泽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该文针对“欧洲人遽谓中国即一陵夷衰微终至败亡之国”，指出“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曾纪泽谈到“中国先睡后醒”，但并未提到“睡狮”。
1899年，梁启超发表《自由书·动物谈》，提到：“吾昔游伦敦博物院，有人制之怪物焉，状若狮子，然偃卧无生动气。或语余曰：子无轻视此物，其内有机焉，一拨捩之，则张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敌也。余询其名，其人曰：英语谓之佛兰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纪泽，译其名之睡狮，又谓之先睡后醒之巨物。……梁启超历历备闻其言，默然以思，愀然以悲，瞿然以兴，曰：呜呼！是可以为我四万万人告矣。”
到20世纪初，“睡狮”、“醒狮”之说开始广为流行。1902年，蔡元培等组织明强学社，发表广告称：“今者欧美各国已由民族主义之熟达，而进于民族帝国主义。我国睡狮不觉，尚未进入民族主义之时代”。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中说：“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1904年，《东方杂志》第一期封面图案，把雄狮的形象特征结合在了龙的形象上。
——据单正平《近代思想文化语境中的醒狮形象》等整理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近代中国“睡狮猛醒”现象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