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旧唐书》《新唐书》等史料均记载：唐强盛时，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包括波斯商人在内的胡商纷至沓来。他们将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宗教信仰、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带入中原，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然而，萨珊波斯帝国却江河日下，风雨飘摇，危在旦夕。面对阿拉伯人势不可挡的政治威胁与军事进攻，萨珊国王耶兹底格德三世曾三度“遣使朝贡”，向唐朝求援。终因路途遥远，唐太宗爱莫能助。642年，阿拉伯大军在奈哈万德彻底摧毁萨珊军，攻克泰西封。耶兹底格德三世逃往中亚，651年卒于木鹿，萨珊王朝遂亡。耶兹底格德三世之子卑路斯逃至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求救于唐朝。为了安抚流亡的波斯王子，同时也出于对西部疆域安全的考虑，661年，唐朝在锡斯坦的首府疾陵城（今阿富汗西南部的扎兰季）设波斯都督府，拜卑路斯为都督。按照《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的记述，“唐代波斯都督府所辖境域，仅波斯东部边地而已”。翌年，卑路斯被唐高宗封为波斯王。据《册府元龟》记载，卑路斯两度“遣使访朝”，向唐高宗“献方物”，并于673年亲自来华。由于不断遭到阿拉伯人的进攻，674年卑路斯等波斯贵族入唐避难，定居长安。萨珊波斯亡国后的百余年间，唐朝对流亡、寓居、滞留于大唐境内的波斯王室后裔礼遇有加、诚信亲善。有学者认为，在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可能就是已经融入中华文明的古波斯后裔。
——摘编自雷钰《丝绸之路见证下中国与波斯的友好关系》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与波斯友好交流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要进一步研究唐朝与波斯关系还需哪些方面的史料。
材料一 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说：“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而《春秋公羊传》记载了儒家论述“夷夏互变”的大量历史案例。可见，是夷狄还是华夏依据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化而转移，正如韩愈在评价《春秋》时所说的一样：“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正是这种依文化辨华夷的观念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能够通过文化学习相互融合、凝聚。
——摘编自张刚《中国古代民族观与中华民族凝聚》
材料二 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认同意识做了具体反映，《史记》的“十二本纪”分别记述了五帝、夏、商、周、秦国、秦朝、项羽、刘邦、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由此构建起了华夏民族的政治统绪。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普遍认可《史记》编排的这一政治统绪。《晋书》中的《刘元海载记》记述了匈奴人刘渊认同自己为刘汉后裔，所建政权以“汉”为号。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总体来说都非常重视汲取汉族先进文明制度，统治者都非常热心儒学，如北魏孝文帝就以汉化改革著称，对儒家道统极为认同，自觉捍卫华夏道统。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的民族观。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以何角度进行华夏认同？并说明这种民族认同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中世纪时，宗教医学把疾病看作是上帝的意志，主要通过祈祷、忏悔、集会游行、观瞻圣物等办法，净化灵魂，寻求上帝谅解，以平息神怒，消除疾病。16-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爆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面对肆虐的疫病，基督教会束手无策，宗教医学更显得毫无成效。宗教疗法不再受到青睐，世俗医学大行其道。例如，伦敦发生鼠疫后，医学界要求当局注意城市公共卫生、清除各种污秽；建议民众重视卫生保健，节制饮食，并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疗病痛。对于瘟疫，政府则以非宗教手段加以防控-实施隔离、清扫街道、禁止集会、严禁人员和牲畜流动等······尽管有信徒对措施进行抵制，但它依然为政府强行推行，而传统宗教疗法几乎被完全抛弃。
——摘编自《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防疫等许多新的医学概念开始进入中国，并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传统观念的禁锢在短时间内难以打破，许多人仍然对西医抱有成见，对手术、打针等新式医疗手段避而远之，但在事实面前，成见的冰山终会逐渐消弭。
清末发生了遍及全国各省的大规模霍乱，与以往不同的是，人们可以利用西方的显微镜看到以往看不到的微生物，并意识到这很有可能就是致病的元凶。借助报纸这一新兴媒体，先进的健康卫生观念被传播开来，报社专门刊登介绍瘟疫和卫生知识的“论说”，并提出符合西方近代卫生观念的预防和治疗之法，内容通俗，深受普通民众的欢迎，为防疫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契机。
——摘编自《中国国家历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传统宗教疗法在西欧几乎被完全抛弃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防疫观念发展的特点及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近代中外防疫观念对现今的启示。
材料 《旧唐书》200卷，后晋刘啕等历时4年撰成。编修者以唐代国史、实录及朝报、吏牍、家状等为主要编撰材料，但对材料缺少剪裁和整理，“敷衍成帙”。纪传中大量抄录唐代皇帝诏敕和臣僚奏疏、表章、诗赋等，屡现“本朝”“今上”等文字。因其保存很多原始材料，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唐纪》时，纪事多取自《旧唐书》。
北宋时，仁宗令欧阳修等重修唐史，历时17年乃成《新唐书》225卷。书中创设4表，增加3志及列传331人，列传部分还参考了碑志、家谱等新材料。新设《藩镇》《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并将《忠义》调至类传第一。大删《旧唐书》所录诏令、奏疏等，或直接将骈文改写成散文，总字数比《旧唐书》少约16万字。
——摘编自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史料角度分别概括《旧唐书》与《新唐书》的价值。(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唐书》的编修原因及其编纂原则。
材料 王国维重视西北史地和民族史研究，而且善于利用考古发现新资料，借鉴外国东方学家成果，运用严密的科学方法，成就大大超过前辈。王国维早先就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蒙元史史料，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用很多精力从事校勘、注释，完成了《蒙鞑备录笺证》等，为后来学者提供了重要史料的完善校本，对诸书所载人物、地理、史事、年代、制度、风俗等都有精辟的考释。
陈寅恪自幼接受中、西学教育，通晓梵文、中亚古文字和多种东西方语言，在隋唐史、宗教史、西北民族史、敦煌学、古代语言与文学等许多领域都有重要贡献。其研究《蒙古源流》等四篇论文，以蒙、满、汉文诸本对校，旁征博引大量汉、藏、蒙文资料相考证，纯熟运用审音勘同方法考释，甚多发明。陈寅恪的蒙元著述不多，但足以作为我国蒙元史研究开始进入以直接利用多种文字史料运用等特征的新时期标志。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根据材料，概括王国维和陈寅恪作为历史学家的共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史学研究的原则。材料一 明朝末年，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纷纷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这些精通天文历算的传教士用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并结交了徐光启等士大夫官僚。徐光启不仅向利玛窦学到了许多西洋科学知识，还在中国传统科学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科学成果与思想方法，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主张。明清易代后，康熙帝不仅亲自向传教士学习西方数学知识，还在畅春园开设“蒙养斋”，精选一批八旗、汉人子弟学习数学。康熙帝对西学的热情甚至扭转了部分士大夫的学术宗尚，使研究、传播和运用西学成为清初的一时之风。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学首先在林则徐、魏源等思想敏锐的士大夫中传播。他们介绍西方的《海国图志》等著作虽弥足珍贵，但对社会影响力很有限。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教育界也吹起了改革新风。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设了英、法、俄等外语以及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等课程。此后，西式学堂在华夏大地竞相出现。甲午战争后，激愤于列强瓜分中国而发动的百日维新虽短时而败，但“智慧骤开，如九流沸腾，不可遏抑”，维新志士们以进化论来论说变法的必要和紧迫，以自由平等的启蒙学说来阐释君民关系的新理念。中华文明由此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
——摘编自刘勇强编著《集成与转型·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精神文明》
(1)根据材料一，归纳明末清初西方科技知识得以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新特点。
(3)综上材料，简析明末以来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贫困救助是中国传统社会救助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政府的职责。鳏寡孤独人员是政府因救助的重点，宋仁宗嘉祜四年“遣官分行京城,赐孤老残疾钱”。对于一般贫困人员,政府有施粥的做法，宋太租建隆元年“夏四月.遣使分诣京城门，赐饥民粥”。此后，为便于管理，开始设立专门的救济有构,负责济贫的有关事宜。与政府救灾济贫活动相比较,宋代民间以族田、义庄为核心的血缘救济模式是重要的互助模式。各地的宗族组织,很多都设有以赡族为目的的义庄、族田,其收入部分即用于资助和赚养族内贫孤。此外，部分缙绅、富户大贾在灾害发生时,也会捐出部分资财救助饥贫。
--摘编自陈桦、刘宗志《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助活动》等
材料二 两粤著名的广仁善堂,原已“创行善举,如劝善赠药施衣施棺诸善事,开办经年”。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广仁善堂即着手在桂林、广州、梧州等地购置书器、刊布报纸、设大义整、开三业学,以通知时务。还打算次第推广到各州府县，“设养贫院以收乞丐，教工艺”,以“为贫民力谋生计”。慈善救助已从重养轻教渐渐转向养教并重发展,展现了传统慈善济贫事业向近代总善济贫事业转型过渡的某些特征和标志。
材料三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按现行扶贫标准衡量,1978 年至2018 年底,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7.7亿人减少到 1660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7%。2018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371 元全国平均水平的71%。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摘编自程乘坪、邹迪《新中国 70 年扶贫历程、特色、意义与挑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贫困救助的特点并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清末民间慈善济贫近代化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扶贫的意义。
材料一 中世纪时，宗教医学是人们疗治病痛的主要途径。16至17世纪，瘟疫频发，英国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基督教会束手无策，神职人员纷纷死亡，民众对教会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产生怀疑。这时期医学界对疾病的认识已经向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病理观转变，建议当局注意城市公共卫生，民众重视卫生保健，并以放血、催吐等疗法取代祈祷、观瞻圣物。政府则以医学隔离、清扫街道等手段进行防控，严禁举行相关祭祀活动。在地方政府和议会推动下，伊丽莎白女王授权枢密院编纂《政令大全》，加强对地方防疫的管理。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材料二 为应对西班牙流感等全球医疗和社会危机，1921年国联卫生组织成立。二战后，国际社会仍面临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如霍乱、鼠疫、黄热病等，亚非拉国家普遍缺乏基础医疗设施，无法有效应对，死亡率居高不下。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成立，标志着全球卫生与流行疾病控制的新时代，国际合作共识加深。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疫苗接种，处理贫穷与卫生问题，保障世界不同区域的基础医疗建设，传染病防治取得重大进展，死亡率逐步下降，之前曾威胁世界60%人口的天花基本被根除。
——摘编自[英］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早期英国防疫策略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变化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世界卫生组织成立的背景及其意义。
材料一 1950年到1976年， 中国正式与受援国签订协议的援助款额为619亿人民币。约80%的金额都用来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对外援助在内容上主要由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援助、军事援助和现汇援助这四部分构成。新中国领导人将对外援助视为贯彻革命外交路线的手段。因此中国对外提供的援助不仅数额大、力度大，而且让渡性也很高。以贷款利息为例，1964年中国政府将全部贷款改为无息。
——摘编自蒋华杰《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1968-1918)》
材料二 1980年11月 国务院指出对外援助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调整，援外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被严格控制在国家财力允许的范围内。1995年起，中国以优惠贷款作为新型援外方式，主要投向受援国的经济基础设施领域。在促进受援国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21世纪以来，对外人力资源开发与合作、援外志愿者等也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方式。援助领域已从经济基础设施领域扩展到社会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开发、工业、 农业等多个不同领域，受援国分布更加广泛。
——摘编自刘方平《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对外援助研究》
(1)据材料分别概括两个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指出调整对外援助政策的主要原因，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介入济贫发端于汉朝。但是，中国古代的济贫往往注重的是社会整体和国家控制，较少强调个人权利和国家义务。同时，中国古代的济贫实践在传统上较为注重运用政府行政手段，而没有采用立法手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
——摘编自唐钓《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变迁与评估》
材料二 1978年起，政府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部分农产品的价格，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等，这些措施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1986年6月，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此后我国农村的扶贫工作进入到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2000年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农村贫困地区的群众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进入21世纪，全国经过从开展整村推进扶贫到精准式扶贫，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年底的1660万人，连续6年超额完成千万（级）减贫任务，贫困发生率减少到1.7%。
——摘编自燕连福等《我国扶贫工作的历程、经验与持续推进的着力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政府济贫工作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具体做法及其取得成就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