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於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京城表里，凡有一千馀寺，今日寥廓，钟声军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异，世谛俗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记远近，凡为五篇。

——摘自《洛阳伽蓝记》序

卷一城内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其寺东有太尉府，西对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邻御史台……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颢复入洛，在此寺聚兵……卷三城南……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为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卷四城西……园中有一海，号“咸池”。葭焚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罗生其旁……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妻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成一狐，追之不得……

——摘自《洛阳伽蓝记》

材料一   中西人口发展对比图

注：圆点实线为中国人口数字，菱形点虚线为西欧人口数字。

材料二   《汉书》中记载：“汉极盛矣，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然而到了

三国时期，唐代杜佑写《通典》的时候，综合《三国志》裴松之的注释，以及晋代《帝王世纪》的数字，得出一个非常精确的人口数字：“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隋朝的人口高峰，正史记载是4600多万，唐代建立时人口有1000万左右。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崇宁元年（1102年）宋朝有户2000万（实际各路相加为1730万），大观四年（1110年）有20882258户、46734784口。

主编《中国人口史》的葛剑雄先生论证说，东汉三国间的人口谷底应该是2300万左右，而不是767万。至北宋末年中国实际人口数应当超过1亿。南宋和金的经济恢复使13世纪初全国人口（也就是宋、金、西夏、大理等）加到一起超过了1.4亿，成为中国人口史上第三个高峰。

——摘编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

材料   “耕织图”是中国古代表现农业生产的图画。已发现的汉代牛耕图皆位于北方州郡，南方地区尚未发现牛耕图像。这些农耕图像的题材内容从表现人力锄耕逐渐变为“徙民屯田，皆与犁牛”。嘉峪关魏晋墓室耙地图有两幅，一幅系“二牛一人式”，一幅展现了另一种播种方式：前面一妇女播撒种子，其后一男以耰（yōu）打碎土块以覆盖播撤下的种子。唐五代时期的牛耕图多数展现了“二牛一人式”的耕作方式，少数为“一牛一人式”，主要发现于陕西三原李寿墓及甘肃莫高窟等地，且数量较多。宋代是我国耕织图发展的重要时期，楼璹（shú）绘制的《耕织图》系统描绘了南方农业耕作生产的全过程，后世依照楼图临摹和翻刻者众多。清代耕织图的创作最初由帝王命宫廷画师临摹楼图作画，再由帝王亲自题写诗文，装裱成为完整的书画作品后择其优者刊刻印行，刻立石碑，形成了形态各异的“耕织图”文献，或深藏清宫、或赏赐王公、或立碑长存、或流布民间、或广传海外。

——摘编自张铭《历代<耕织图>中农业生产技术时空错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