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春秋战国到南宋末年，城市人口由15.9%上升到最高峰的22%，最大的城市规模也由二三十万人不断上升到250万人。人口虽然增加了，但增加率不高；而在同一时期，耕地面积略有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也有相当幅度的提升，粮食生产能供养这些非农业人口。江南地区正是当年的农业高产区，加以水道分布理想，运输便捷，到了南宋，这种发展趋势达于顶点。南宋以后，人口快速增加，耕地虽然也扩展了一些，但远远追不上人口之增殖。农民可能供养的非农业人口之比重便随之下降，也因为余粮率之下降，每个大城市必须扩大其采集余粮的地理范围，运粮成本上升，最后终于达到极限。到了19世纪上半叶，城市人口比重已降至6.9%的谷底。19世纪40年代五口通商，从此开始中国与西方各国密切接触，各大商埠相继开辟，城市内的现代工业逐渐兴起。大量的洋米洋面可以从商埠进口，城市人口不再完全仰赖本国农业部门的粮食供应，余粮率所形成的制约减弱。到了19世纪末，城市人口比重已回升到7.7%。

——摘编自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

材料二   1955年，国务院公布了市和镇的设置标准：凡常住人口2万人以上的居民点被列为市；2000人以上而同时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的居民点列为镇。中国推动的五年计划以及国家城市发展策略都建基于这些市镇单位。自1955年的设市标准实施后，至1957年，全国城市增至179个，其中71个是新设的。新市大都位于内陆省份，是依赖本地资源并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新建工矿企业为依托的新建城市，如包头、克拉玛依、白银、兰州、大同等。在沿海地区，有23个原城市被取消了城市地位。这些发展体现了新政府由沿海转入内陆的新的工业化空间政策，城市发展动力在空间上出现变化。1949到1957年间，城市化高速发展，中国城市化比率亦由10.6%升至15.4%。

——摘编自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

材料一   英国1750—1870年农村与城市人口变化示意图

材料二   19世纪30年代，议会改革的呼声响彻英国。在此情况下，经过激烈斗争，1832年通过了议会改革法案，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对议席分配作了适当调整。取消了人口不满2000人的56个“衰败选区”的议席，将之分配给新兴大工业城市和较大的郡。第二，重新规定了选民财产资格。第三，规定了选民登记程序，缩短了选举时间。这次改革使英国的选民由原来的43万扩大到65万，新增加的选民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打破了贵族寡头独霸议会的政治局面。

——一据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