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0—201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示意图

——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编制

材料二　随着城镇化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力发生深刻的变化,未来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亟待转型。传统粗放型城镇化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要求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城市群和都市圈将成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大中城市构成经济活动的重心。

——赵玉红、陈玉梅《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及面临的新问题》

材料三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材料一   14～15 世纪的英国，由于生产力相对低下，疾病和瘟疫严重困扰着英国人口发展，致使英国人口呈长周期衰落。18世纪初，英国的人口出生率为32%，1851～1855年平均每年仍达33. 9%。与此同时，新生婴儿的死亡率下降十分明显。1749～1759 年，英国出生在医院的新生儿的死亡率为1/15，1799～1800年下降到1/118。 上述状况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18 世纪中期以前，东南部和伦敦因其自身自然经济条件优越而人口发展最快、密度对大、数量最多，18世纪中期以后，作为英国重要产业棉纺和煤炭钢铁工业迅速在英国西北崛起，人口的重心也随之由东南向西北转移。据统计，1696 年，英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数的3/4，而到1831年，包括地主、农场主、自耕农和雇工，还不到全国总户数的30%。随着人口的集中，一大批大城市迅速崛起。

——摘编自黄光耀《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口发展的特点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自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英、法、美、日等列强在中国共设立商埠92处，在23个城市开辟了租界和租界地。通商口岸城市仅占城市总数的1.6%，而人口却占城市总人口的28%。外国学者曾估计说:“1853年，上海租界内住有中国人约500名，自1853～1854年间，因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发生战争，逃难移入租界的人数激增。紧接着太平军来攻，1860年租界人口一跃而达30万人。20 世纪初，浙江农业歉收，“省城骤添数万人”。近代中国，农业过剩人口既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直接后果，也不可能被工业部门所吸收，这种矛盾发展的直接后果，非但不能解决农业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反而使城市失业问题更加尖锐化。

——摘编自行龙《人口因素与中国的近代化》

材料一   明清江南市镇的起源，早的可以追溯到宋代。北宋还比较少，到南宋数量就多起来了。明中期到清前期是传统江南市镇发展的高峰期。其间，个别的镇有兴有衰，总体数量不断在增加。明清江南市镇，在1909年以前，都不是正式的行政建置。那里仍然是按乡村的规矩来编制地域（都、图、里、保），且与四周乡村犬牙交错，镇区内也有农田与农民它是政治行政体制外自行生长出来的东西，是农村商品经济、市场贸易发展的产物。市镇具有乡村商贸市场“中心地”的性质，衬托并支持着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在我看来，明清江南市镇还是相当自由的，彼时政府管得很少，一切听任自然。在市镇可以感受到一般人的悠闲与淡泊。无论是戴毡帽的乡民，还是穿长衫的“先生”，街上相逢一笑，或许他们还是经常往来走动的亲戚，乡民认镇上人为干亲的也常有。生活很平常，人与人的感情靠得很近，没有城市里的那种疏离感与紧张感。

——摘编自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在《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中提出的关于“田园城市”的思想，一直是城镇建设的一条重要考虑因素：建设一种结合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为了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它的规模能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受其思想影响，英国建设了一些大城市周边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花园城市。现在的英国，很难再看见以牺牲农业和农村为代价，人口向伦敦等大城市迅速聚集的“单向型城镇化”。相反，大城市人口向周围的小城镇、卫星城镇转移和流动成为了发展的主流。这一点，由于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特别是铁路网络而显得尤其成功。

——摘编自周逸《英国城镇化为何不大拆大建》

材料一   在近代崛起的城市中，上海的发展最引人瞩目。尽管在宋元时期已是繁盛的港口，但上海人口规模的迅速膨胀是在开埠之后。1843年上海人口仅为51万，随着航运贸易及工商业的发展，大批农村人口尤其是江浙农村人口进入上海；浙闽粤等地商帮、冒险家及世界各地人士纷至沓来。1900年上海人口超过100万，1915年超过200万，1930年突破300万，成为当时中国的特大城市。1949年上海解放时，人口达502.9万。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成为能与伦敦、纽约、东京等比肩的世界性大都市。

——陈熙《中国移民运动与城市化研究（1955－1980）》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的法国仍是农业国，1846年农村人口约占法国人口总数的75.6％。为生计所迫，农忙季节农民涌入人手不足的地区做短工，后返回家园。1852年仅为收割而流动的季节工人已近90万人。……19世纪中叶后的工业发展给人们提供了新前景，农民踏进城市，很少有回乡念头。蒸汽机、电灯和防水帐篷等新设备的出现，使城市建筑业可终年施工，工人无需按季节返回家园。最初，只有农村中最贫困者流入城市；后来各类人都卷进移民大潮。大量农村人口迁出，使遗留在土地上的人有多于以前的生存空间。19世纪下半叶，土地分散和土地再分割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但土地集中的趋势正在上升。……新式移民不再是旧式小农思想的因袭者，而是城市观念携带者。

——摘编自许平《法国近代农业人口的迁移》

材料一　　明清时代是江南市镇发展繁荣的时期。苏州常熟县的潢泾镇（即明代太仓的赵市）宋元时是大镇，明初因遭兵火“闾里为嘘”，但到明成化年间又恢复成市。进入清朝以后，在它的周围又涌现出一批小市镇。如镇西南七里有乾隆末年成市的归家庄，镇东南九里有乾隆中兴起的时思庵镇，镇西北十里有陆河镇，西北十二里有横塘市。

市镇发展较快的松江、嘉定、太仓一带，是棉花的产地，棉纺织业发达又靠近沿海，利于海上贸易，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吴江的河里、平望，湖州的南浔，都是著名的水乡市镇。这些市镇有的以经营手工业为主，有的以某些行业著称，有的是农副产品的交易市场或产地等。随着市镇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达，明中叶以后，在经济作物和水陆交通发达的地区，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工商业市镇。如苏州的盛泽、平望、唯亭，嘉定的南翔、诸翟，湖州的南浔、乌镇等地。这些市镇人烟稠密，街道繁盛，市场繁荣，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且为各地商贾所集，进行大宗交易。

——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

材料二　　英国西北部工商业城市的兴起，吸引了大量人口，形成了新的人口中心。1801--1831年，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两倍多。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已占人口全国总人口的52%.年轻人纷纷外出求职，自由择偶组成小家庭的现象剧增，社会生活发生巨变。机械化生产使工人的一部分体力消耗和技能的运用被机器所代替，使工人的劳动失去了独立的性质，成为了机器的附庸，同时也使得资本家可以利用女工和童工来排挤成年男工，从而压低工资。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又成为资本家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的有力手段，它甚至突破了起码的道德标准和人的生理承受限度。

－－刘宗绪《世界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