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伦敦绿带政策是在英国的城市化基本完成时才出台的。1942〜1944年，艾比克隆比主 持编制了著名的英国大伦敦规划。该方案在以伦敦为中心半径约为48公里的范围内，由内 到外划分了四层地域环：内城环、近郊环、绿带环和外层农业环。其规划的中心思想就是通 过绿带限制主城区的无限扩张，通过发展城市远郊区的卫星城镇，以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 开发压力。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的伦敦城区在不断蔓延，而城市蔓延在严格意义上 说是由郊区化引发的，即在城市化后期，由于交通运输的革命，英国开始出现郊区化的趋势， 主要表现为大城市人口从城市中心地区外移，这一趋势最明显的地区是伦敦商业中心区及 其毗邻地区。也就是说,英国绿带政策所要控制的是由郊区化所引发的城市扩张，在19世 纪后半期，郊区化已经使得伦敦商业中心区急剧衰落。

——摘编自谢欣梅《北京、伦敦、首尔绿带政策及城市化背景对比》

材料二   近代开埠通商后，天津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天津由“扼六路之中心，当九河之尾间， 外通洋海",逐步变成了列强向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倾销工业制成品并掠夺原料的跳板。天津 的辐射能力和吸引能力向更广远的区域延伸，水陆交通的便利使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 均成为天津这一城市的直接经济腹地。20世纪20年代中期，天津更成为“满、蒙、直、豫、 山、陕、甘、新物产之总出纳地，世界货殖之一大灌输场"。以河北为例，据1933年河北商品 陈列所检查，在全省存在小麦外销的36个县中，有3个县向北京供应小麦，13个县供应给 天津，11个县同时供应给京、津。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天津贸易区域北控直隶全省及 内外蒙古；西连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南至河南、山东之北部，除上海外，无与伦比"。凭借 着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贸易区域总面积，天津成为全国第二大经济区域、北方的经济中心。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地区成为“天津城市”的“乡村地带。天津城乡体系的涵盖范围和隶属 层次大大提升。

——摘编自任吉东《近代城市化进程下的华北城乡变局——以天津、保定、唐山、石家庄 为例》

材料一   鸦片战争前中国城市体系，约形成于唐宋时期。明清以来，虽然在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专业性的工商业市镇网络，从而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早期城市化趋向，但不少沿海城市出现了衰落的趋势。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传统城市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建置单位，而是省、府、州、县的活所，是周围乡村腹地的统治中心。步入晚清时期，中国被抛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传统社会逐步解体。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到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先后有112个沿海和内地城市被辟为通商口岸，其中，约开（依据条约开放）通商口岸77个，自开（清政府主动开放）通商口岸35个，从而促进了这些城市的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很快涌现出一些与传统城市发展模式不同的新型城市。

——摘编自陈振江主编《中国大通史》

材料二   大约在1800年，大不列颠只有一个大城市——伦敦。伦敦仅有100万人口，但却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1850年伦敦人口增加到236.3万，大不列颠还有其他9个城市人口在10万以上，18个城市的人口分别在5万到10万之间。这28个城市的人口共计570万人，大约为大不列颠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1851年人口普查表明，英国的城市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52%。同期，法国和美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为25%和13%，俄国是7%。

——摘编自高德步、王钰主编（世界经济史）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新的城市化趋势出现。“产业上之原因，此为近代都市发达最大之原因，如天津、上海、汉口皆是。此等都市在数十年前，始是无人过问之地，而因工商业关系，遂促成今日之发达，而其他在工商业上不甚重要位置的通道大邑则日渐衰落”。另外广州、重庆、福州、宁波、厦门、烟台、青岛等在前近代时期基本上都只是一些中小规模的城市，也成为新兴的近代工商业城市。与此密切相关，国内还逐步形成了若干主要进行对外贸易的市场区，围绕这些市场区的中心城市，又产生了一批二级城市。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二   1949年至1952年三年间，全国市镇人口从5765万增加到7163万，市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10.6%上升到12.5%.城市职工总数从1952年的1603万增加到1957年底的3101万。这当中包括几百万由城镇个体劳动者转变而来的职工，但仍有至少几百万农业劳动力进入工厂和矿山就业。这些进城农民大多数是国家计划招来的，也有不少农民自发进入市镇谋业被城镇企业接纳。

——摘编自肖冬连著《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历史考察》

指数

美国1890-1978年房价走势图（扣除通货膨胀因素）

材料一   自从张之洞奠定了武汉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基本格局之后，武汉市政建设在20世纪前半叶尤其是民国中期获得长足进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成为特别市，一批曾经留学欧美具有西方市政理念的专家型官僚如刘文岛、吴国桢、董修甲等执掌汉口市政，城市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独立的具备现代政治形态的城市政府正式建立：具有现代民主政治意味的城市组织条例被批准实行；汉口特别市的建制使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机遇；城市规划的制定、功能分区的划定、一系列城市管理制度和规定的出台，将城市的发展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运行轨道之中：市民对城市的责任观念、公共意识开始形成；市容市貌大为改观，现代化都市风貌初具规模。

——涂文学《湖北新政”与近代武汉的崛起》

材料二   武汉市1949~2018城市化率（%）（注：城市化率为城市非农人口/总人口）

——资料来源：武汉市统计局《武汉市统计年鉴》

材料一   在近代崛起的城市中，上海的发展最引人瞩目。尽管在宋元时期已是繁盛的港口，但上海人口规模的迅速膨胀是在开埠之后。1843年上海人口仅为51万，随着航运贸易及工商业的发展，大批农村人口尤其是江浙农村人口进入上海；浙闽粤等地商帮、冒险家及世界各地人士纷至沓来。1900年上海人口超过100万，1915年超过200万，1930年突破300万，成为当时中国的特大城市。1949年上海解放时，人口达502.9万。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成为能与伦敦、纽约、东京等比肩的世界性大都市。

——陈熙《中国移民运动与城市化研究（1955－1980）》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的法国仍是农业国，1846年农村人口约占法国人口总数的75.6％。为生计所迫，农忙季节农民涌入人手不足的地区做短工，后返回家园。1852年仅为收割而流动的季节工人已近90万人。……19世纪中叶后的工业发展给人们提供了新前景，农民踏进城市，很少有回乡念头。蒸汽机、电灯和防水帐篷等新设备的出现，使城市建筑业可终年施工，工人无需按季节返回家园。最初，只有农村中最贫困者流入城市；后来各类人都卷进移民大潮。大量农村人口迁出，使遗留在土地上的人有多于以前的生存空间。19世纪下半叶，土地分散和土地再分割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但土地集中的趋势正在上升。……新式移民不再是旧式小农思想的因袭者，而是城市观念携带者。

——摘编自许平《法国近代农业人口的迁移》

材料一   工业化时期，西欧乡村劳动力大转移。19世纪，英国至少40％的城市人口增长可以被认为来自乡村地区，60--90％欧洲城市的发展源自移民。1851年，英国几乎所有大城市成年人口中移民占比超过66％。在米卢滋，工场的移民来自法国、瑞士和德国等诸多国家。传统移民模式中大多数女性到城市做女佣，她们有的攒够嫁妆就回到乡村小镇，同样，乡村男性在冬季农闲时来到城市从事临时性工作，或是夏季建筑工期成群来到城市，以躲避农业衰退或乡村工业萧条，或是补充乡村收入不足。随着铁路的扩展和城市的发展，迁移转变为长距离运动。19世纪末，随着城市死亡率的下降，城市降低了发展中对移民的依赖，这主要得益于环境卫生的改善。不可忽视的是，西欧乡村劳动力转移的目的地也并非都是欧洲。

——据羡萌《西欧乡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研究（16一2O世纪）》

材料二   英国是近代城市病治理的先驱。从托马斯・莫尔开始，“乌托邦”就成为“理想社区”或“模范城市”的代名词，之后欧文等人都做了类似的努力。从19世纪初期开始，日益突出的城市问题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广泛关注。1844--i848年，以公共卫生治理为中心，中央政府相继颁布了《大都市建筑法案》《公害移除法案》《城市改善条例法案》《公共卫生法》，同时，成立了城市治理的中央机构直接干预地方卫生事务。之后，在住房方面，民间力量广泛参与进来，英国实业家、慈善家或社会活动家成立的许多慈善建筑公司和工人阶级自发成立的房屋建筑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1909年开始的一系列城乡规划法案妥善地解决了土地功能分区的合理布局问题。

——据梁远《近代英国城市规划与城市病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