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新的城市化趋势出现。“产业上之原因，此为近代都市发达最大之原因，如天津、上海、汉口皆是。此等都市在数十年前，始是无人过问之地，而因工商业关系，遂促成今日之发达，而其他在工商业上不甚重要位置的通道大邑则日渐衰落”。另外广州、重庆、福州、宁波、厦门、烟台、青岛等在前近代时期基本上都只是一些中小规模的城市，也成为新兴的近代工商业城市。与此密切相关，国内还逐步形成了若干主要进行对外贸易的市场区，围绕这些市场区的中心城市，又产生了一批二级城市。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二   1949年至1952年三年间，全国市镇人口从5765万增加到7163万，市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10.6%上升到12.5%.城市职工总数从1952年的1603万增加到1957年底的3101万。这当中包括几百万由城镇个体劳动者转变而来的职工，但仍有至少几百万农业劳动力进入工厂和矿山就业。这些进城农民大多数是国家计划招来的，也有不少农民自发进入市镇谋业被城镇企业接纳。

——摘编自肖冬连著《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   在城市，人流汹涌：穿着工装裤的马车夫与人力车夫、穿着西装或传统学者长袍的银行家与教授、艺人、工匠、妓女、学生、僧尼、外国商人与传教士男女、饭店侍应生、路边小贩、各式店员、骗子、乞丐、士兵、乡间骚乱涌来的一波波难民，以及大体上每一种职业与时尚的追随者。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许多公园被建造起来，居民花费不多即可游玩。北京尤其幸运，因为在1912年后，绝大部分旧日的皇家寺庙与园林都变成了公园。公园、饭店乃至澡堂等，都成为用来谋划示威游行、达成政治交易以及举行集会的场所。

——摘编自【美】沙培德著《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取消城市人民公社，恢复为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委员会。1980年国家颁布实施了有关街居制的4个法规；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设立居民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1989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民委员会向居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居民会议由18周岁以上的居民组成，凡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主要问题，都要经过居民会议讨论决定。

——摘编自陈辉《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与变迁》

材料一   抗战胜利后，城市住房奇缺，房租不断提高，各种名目的加租不胜枚举。以当时的经济中心上海为例。1937年以前，上海高层建筑的兴建正值高潮，而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10年竟没一幢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出现，而且这一时期建房的质量比起抗战前明显下降，由于多年失修，解放时不少房屋破损严重。从住房的分配上来看，旧中国也存在严重不均的情况。

——摘编自赵津《中国城市房地产史回溯（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先后颁布了《公房公产统一管理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此后，在国家主导下的城市住宅建设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52年，天津“工人新村”动工，一万二千多间宿舍成了工人的新家；同年，上海“曹阳新村”首期工程完工，两万多个工人家庭住进新房。而在1953～1957年，政府投资在新兴工业城市陆续建成了一大批国营企事业职工住宅，这一时期全国新建住宅面积共近9500万平方米，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人均居住面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仍差距较大。

——摘编自张旭《60年中国住房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