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今夫国也者，必其全国之人，有紧密之关系，有共同之利害，相亲相爱，通力合作，而后能立者也。故未有两种族之人，同受治于一政府之下，而国能久安者，我汉人之真爱国而有特识者，则断未有仇视满人者也。何也？以日本之异国，我犹以同种同文之故，引而亲之，而何有于满洲……故有特识而真爱国者，惟以民权之能伸与否为重，而不以君位之属于谁氏为重。
——摘编自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1901年）
材料二 西学之外，中国古典文化和古代先贤思想也是他（梁启超）反专制思想的一个来源。他曾对中国整个历史文化进行过批判，同时他对中国历史又有满腔的热爱。他在批判中国专制历史、吸收西学的同时，又认为“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因此他既大力发掘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思想，又无情驳难和揭露在历史上的阴暗面和糟粕，为培养“新民”和“少年中国”，他用如椽大笔，像酿造蜂蜜的蜜蜂那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未来不停歇进行思想生命酝酿和创作。
——摘编自翁有为《梁启超对专制体制批判之发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民族观及其依据。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梁启超的民族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西欧最初的民族主义以反对分裂、鼓吹统一，反对教权、尊奉王权为主要内容，提出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可以称之为“民族国家主义”。民族国家主义首先是以理论的形式在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大运动中出现的。卢梭以民主及共和理论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思想富有建设性，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激发出全体法国人高昂的爱国热情，显示出巨大的革命意义，可以称之为“民主民族主义”。19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从意识形态领域进入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政治领域，争取民主和民族平等逐渐成为时代潮流。欧洲几乎所有处于政治分裂状态或异族压迫下的民族都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
——摘编自杨宁—《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 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日益深重的民族压迫，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不仅加强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融合，也激起了中华民族誓死抗击外族入侵，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和信心，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民族国家在中国一步步地建立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国家成为了人民的国家，国家获得了全民族的认同。这样的国家，已经是标准的民族国家了。
——摘编自周平《论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推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说：“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而《春秋公羊传》记载了儒家论述“夷夏互变”的大量历史案例。可见，是夷狄还是华夏依据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化而转移，正如韩愈在评价《春秋》时所说的一样：“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正是这种依文化辨华夷的观念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能够通过文化学习相互融合、凝聚。
——摘编自张刚《中国古代民族观与中华民族凝聚》
材料二 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认同意识做了具体反映，《史记》的“十二本纪”分别记述了五帝、夏、商、周、秦国、秦朝、项羽、刘邦、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由此构建起了华夏民族的政治统绪。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普遍认可《史记》编排的这一政治统绪。《晋书》中的《刘元海载记》记述了匈奴人刘渊认同自己为刘汉后裔，所建政权以“汉”为号。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六国政权总体来说都非常重视汲取汉族先进文明制度，统治者都非常热心儒学，如北魏孝文帝就以汉化改革著称，对儒家道统极为认同，自觉捍卫华夏道统。
——摘编自汪高鑫《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的民族观。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以何角度进行华夏认同？并说明这种民族认同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17世纪中叶，乌克兰东部承认了俄罗斯对其的统治权。沙皇政府在此地限制乌语推行俄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友好各民族关系的“本土化”政策在苏联推广。
这一时期，苏联支持乌语发展，乌语在苏联的乌克兰地区获得了官方语言地位，有80%以上的学校把乌语作为教学语言，政府官员能用乌语进行工作。1945年，加里奇沃伦等地并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领土获得历史性统一。乌克兰恢复俄罗斯化运动，西乌克兰的苏维埃化时间较长且伴随暴力。此阶段，斯大林以培养苏维埃人民为目标，间接降低了乌语地位。
——摘编自戴曼纯《乌克兰语言政治与乌克兰化》
材料二 直到16世纪，爱尔兰语还是绝大多数爱尔兰人的主要交流语言。17世纪，英国征服爱尔兰，此后大力强化在爱尔兰的英语推广政策。到1911年，仅有12%的爱尔兰人还使用爱尔兰语，且使用者主要集中在爱尔兰西部偏僻农村。但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十分强烈。1922年，爱尔兰通过武装斗争脱离英国赢得独立。
——摘编自田鹏《原苏联民族语言政策的失误与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苏联对乌语政策差异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合理积极的语言政策对民族国家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西周末至春秋时期，边疆各族大规模内迁，与诸夏（即中原地区分享周室礼仪 与荣誉之诸国，春秋时开始称“华夏”）杂处。春秋时期，秦、楚因杂用夷狄之礼被中原诸 国视为夷狄，齐桓公所举“攘夷”旗帜，攘的重要对象之一就是楚国。
战国时期，内迁至中原的各族已经与诸夏融合，而海岱江淮间的东夷、淮夷与吴越也先 后与华夏融为一体。秦、楚不仅与其他诸夏并列，且因势大境广而有统一诸夏之势。
秦汉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尤其汉祚久长，疆域广阔，汉人与边疆各民族杂处日益发展， 人民之间互相交往，互相学习，通婚合好。边疆各族开始称内地人为“秦人”，至汉中叶， 渐改称为“汉人”，而汉人也以当朝国名自称汉人。这一改变，既反映了汉民族的新特征， 也反映了边疆各民族对汉人的新认识，已具有民族称谓的性质。
——摘编自陈连开《论华夏/汉民族的形成》
材料二 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
| 时段 | 传播情况 |
| A 清末新政 期间 | 近代较早提出中国各民族一体融合的“大民族”观点的是梁启超，1903 年他提出，“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 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后来他用“中华民族” 或“中国民族”作为有史以来中国各民族的总称。 |
| B 民国初期 | 1912 年 3 月，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等发起成立了中华民族大同会（初 名“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满族人恒钧等少数民族人士也参加了此 会。该会发起电文写道：“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 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 |
| C 抗日战争 前期 |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有关中华民族的著作大量出版，如郭维屏《中 华民族发展史》（1936 年）、张元济《中华民族的人格》（1937 年）等。 这些著作都梳理了中华民族悠久而光辉的历史，认为无论汉、蒙，或其 他各族之光荣事迹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荣耀，以传播全民族整体化的中 华民族意识。 |
——摘编自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述春秋至秦汉时期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历程。
(2)从上表中任选一个时期，说明其传播中华民族观念的目的。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并不是汉族统治者强迫少数民族“汉化”，而多是少数民族统治者执行汉化政策。此汉族已非华夏，而是许多民族融合而成的一个“混血”的新民族。
——徐杰舜、杨军《从多元走向一体与一体凝聚多元》
材料二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是曰领土之统一。”改变过去那种“以四万万人受制于一人，以四大族屈服于一族”的状况，实行“人人自由，五族平等”。
——摘编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材料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使得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民族认同而言，正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全中国的爱国力量都使用“中华民族”来指称中国人。……抗日战争时期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是中华民族百年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岩《论中华民族的百年认同》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和图片指出“少数民族汉化”的典型案例，并说明其意义。
(2)据材料二指出孙中山先生“中华民族概念”的创新之处。
(3)据材料三指出中华民族意识增强的原因，并分别说明其对当时中国时局、国家长远发展的意义。
材料 小辛同学参加了以“战争与民族意识觉醒的关系”为主题的研究性学习小组，他们展开相关理论学习与史料搜集工作，形成了如下学习笔记
| 观点 | （1807年）提尔西特和约对于德国曾是莫大的耻辱，而同时它又是德国走向民族大复兴的转折。 ——【俄】列宁 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梁启超 |
材料 | 拿破仑的对外战争激起了被占领的国家和地区民族的反抗。德意志资产阶级深深感到其利益受到严重的威胁，德意志爱国主义者认识到了加强民族意识、唤醒民众民族自觉的必要性。他们大力宣传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致力于民族解放斗争，民族复兴运动开始广泛地兴起。 ——摘编自罗群芳《拿破仑战争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兴起》 甲午中日战争激发了国人的民族意识。1894年，孙中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895年，严复首次在《救亡决论》中喊出了“救亡”口号；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最终演变成为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1901年，面对“亡国灭种”的严峻危机，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从而开启了近现代中国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精神重构的伟大历程。——摘编自布海璐、毛维国《论近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精神的重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与民族凝聚力建设探寻》 |
材料一 华夏是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政治共同体。至迟从西周开始，华夏已形成拥有天下共主的政治结构。周天子是华夏共同认可的最高统治者，其下统辖有姬姓以及姜姓、任姓、姒姓等贵族，他们以周王室为核心，通过血缘、联姻等纽带凝聚成一体。……随着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华夏内部产生了共有的礼乐文明。同时，作为华夏文化代表的乐亦具有不同地域和人群的文化相融合的特征。
——摘编自李渊《论先秦时期夷狄认同华夏的观念》
材料二 近代，中华民族在争取民族站立、崛起以及由传统的“天下观”向近代的“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的建构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彰显埋下了民族自觉的种子。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运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念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并在危机关头始终站在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前沿，用实际行动激起各民族潜在的内聚性和向心力，促进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摘编自王秀娟《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刍议》
(1)根据材料一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时期“华夏”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因素，并简析该意识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领域的深远影响。
材料一 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东亚大陆的华夏族与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人，与周边群族展开大规模的互动，从而使中、希族群意识发生了变化，进而发生文化转向。所谓文化转向有两个内涵：第一，文化内容本身的变化，即：由原始的早期文化向成熟的文化转变，理性的制度和价值观被创造出来。第二，复杂化的文化标准的隆升，血缘认同不再具有主导的地位，文化成为族群认同的主要标准。在族群大规模互动的年代，一个与华夏族群和希腊族群的制度文化相异的“他者”出现在它们面前，使它们在“他者”的映照之下认识了自己的文明，并在这个基础上建构自身文明的优越性。
——摘编自魏孝稷《族群互动与族群认同的文化转向》
材料二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自身特色，削弱了源自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潮的解释力。作为文化实体的中国一直没有放弃“天下”意识，仍然保持了传统的天下观。中国式民族主义的历史性准备具有典型的中国“夷夏大防”的特征。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因需要而反满，因反满而导致中国身份的重新认同，从而有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诞生的契机。但最迟到1902年前后，孙中山终于放弃纯粹的反满而逐渐接受多民族共和的主张。在新文化运动中，救亡图存的激进民族主义虽然“反中国”，但最终还是走上了救亡压倒启蒙的道路。
——李扬帆《从天朝到万国：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建构过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希两族“文明优越性”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点，并分析此特点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古代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天下”一词的记载，周朝时把周天子统治的区域内称为“天下”；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孟子赋予“天下”以道德内涵。秦汉之前，“国家”一词主要是指天子之 国或诸侯之国；从秦汉起一直到清朝后期，“国家”一般多指封建王朝或代表王朝的中央政府。这 种传统的“天下观”包含了中国是天下中心的空间概念和文化意涵，其核心内容是，中央王朝是礼仪之邦，周边的少数民族区域是蛮夷之地，居于文明中央的王朝对四夷有文明教化的责任，体现出 一定的等级和尊卑思想。这种天下观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延伸，而是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或接受，是 以华夏文明教化四夷、以德服人观念的反映。
——摘编自孔亭《清末知识分子“天下观”向民族国家观的转变》
材料二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以中国“天下观”为基础建构出的“世界体系”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天朝思想家们的“天下”式的空间想象开始发生动摇。就近代中国来说，民族意识的普遍萌发始于甲午战败后，一些国人逐渐萌发民族意识，使得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在中西思想的交融下逐步产生并发展起来。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首次提出了国内各民族平等和团结的主张，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开始被普通大众了解并接受；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引发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推动中国民族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推向新的高潮。
——摘编自唐建兵《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嬗变与走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传统“天下观”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