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军事人才的培养与选任随时代变化而不断调整。西周“六艺”重视射、御。唐代设立武举，测试骑射、负重等。两宋至明代都延续武举，并设置武学。

就武举而言，两宋“以策（论）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凡武举，始试义、策于秘阁，武艺则试于殿前司，及殿试，则又试骑射及策”。由于统治者重文轻武，宋代士人有能力应进士举者，不屑于应武举。明弘治六年（1493）规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然而明代武职多荫袭，武举只是补充形式。

就武学而论，宋代武学“设教授以文武臣熟知兵事者充任……视看人材、试验弓马，合格者始许入学”。其教学内容除弓马武艺外，尤其重视“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明代武学则增加了《论语》《孟子》等作为主要教材。

——据《宋史》《明史》等

材料二“以弧矢定天下”的清王朝，武举渐以骑射、技勇为重。嘉庆年间改策论为默写武经百余字即合格。而武官选任则以行伍出身为正途，武举出身次之。就军事教育而言，清廷不再专设武学，而是在官学设立武学教习教授生员。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先后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其课程主要教授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新式炮台和营垒的构筑方法等工程技术。编练的新军按才学品行优劣、训练勤惰、考核成绩高低决定赏罚，排以上的军官须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

——摘编自《中国大通史》等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晚清国家已岌岌可危，文祥等人认为影响国家安危的原因在于中国“在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主张“驭外之端”为保证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比文祥视界更清晰的，则是梁启超、郑观应等人。在梁启超看来，国家安全与否，并非富国强兵而获得物质财富和先进技术，而在于“新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甲午战争之败与庚子事变，虽然逼出了清末新政，但清朝主要政体并无改变。皇权无法彻底放弃专制而建立近现代国家安全体系，传统的“国家安全”已摇摇欲坠。1912年初，清帝国“安全体系”彻底崩溃。

——摘编自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分析安全威胁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的深刻思考和重大决策，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冷战结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我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发，提出了具有鲜明的以综合安全为特征的国家安全思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的新特点和全球化发展的新要求，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顺应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提出了以普遍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

——摘编自曹峻《试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思想》

材料一   17世纪中叶，乌克兰东部承认了俄罗斯对其的统治权。沙皇政府在此地限制乌语推行俄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友好各民族关系的“本土化”政策在苏联推广。

这一时期，苏联支持乌语发展，乌语在苏联的乌克兰地区获得了官方语言地位，有80%以上的学校把乌语作为教学语言，政府官员能用乌语进行工作。1945年，加里奇沃伦等地并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领土获得历史性统一。乌克兰恢复俄罗斯化运动，西乌克兰的苏维埃化时间较长且伴随暴力。此阶段，斯大林以培养苏维埃人民为目标，间接降低了乌语地位。

——摘编自戴曼纯《乌克兰语言政治与乌克兰化》

材料二   直到16世纪，爱尔兰语还是绝大多数爱尔兰人的主要交流语言。17世纪，英国征服爱尔兰，此后大力强化在爱尔兰的英语推广政策。到1911年，仅有12%的爱尔兰人还使用爱尔兰语，且使用者主要集中在爱尔兰西部偏僻农村。但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十分强烈。1922年，爱尔兰通过武装斗争脱离英国赢得独立。

——摘编自田鹏《原苏联民族语言政策的失误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