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英国，宗教和慈善事业息息相关，如英国教会和修道院举办的养育院就承担了重大的社会救助任务。为了明确救助的准则，1601年的《伊丽莎白济贫法》规定“各教区对居住于本教区的贫民负有救济的责任"。英国民众一贯认为“美国社会只存在贯民，不存在贫穷问题，而贫穷只是个人的懒惰和无能造成的；救济不应该是国家的责任，对困难群众、农户的保障就是统治阶级的施舍。如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就规定了要安排贫困儿童去学艺，有劳动能力的人也必须送往贫民教养院”使其工作，而且不允许对其进行“院外救济”。英国在《伊丽莎白法案》中制定了相关要求，指出“用法令的方式规定济贫税由社会共同负担，用以救济无力为生的贫民，救济经费主要源于济贫税和志愿捐款，从而保证了救济经费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摘编自王冲《近代中英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变特点比较分析》

材料二   明清政府除了在立法上支持农民社会保障事业，而且还注重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调拨，鼓励民间和社会团体广泛捐赠，积极参与到社会保障事业中。对于能在救济灾荒、济贫、育幼和养老事业中有所作为的民间团体和组织，给予鼓励和奖赏，如对捐赠数额特别大者立坊牌旌表，如规模巨大的养济院、普济堂、栖流所、饭厂都得到过政府的经费支持。明清政府对待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不仅强调供养，而且重视教化工作，如建立善人、善堂、善事和功过格等成为教化工作的有力工具，明清政府除了通过税收等形式增加财政收入和对社会保障的支出，而且多渠道扩大资金来源和保障资金增值，加民间劝幕、买田收租增加利息、买店面收租生息等形式。

——摘编自《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

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被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等

材料二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有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

——据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等

材料一 解决贫困问题，近代早期英国地方政府的治安法官开始探索济贫之道。16世纪末济贫法令出台之后，教区成为济贫管理的基本行政单位。教区组织募捐，救济无谋生能力成因粮食歉收而生活贫困的人。由于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动，身体健壮的流民数量剧增。亨利七世初期，地方“根据法令对流民进行囚禁或公开惩罚”，诺里寺市在1570年设立流民感化院或救养院。各市镇通过警告不雇用帮工的雇主、惩罚懒惰者等措施，强制流民劳动。同时，通过建立纺织厂和磨坊、购买大麻和羊毛等原材料、建立劳动救济所等途径，为穷人提供工作。随着济贫法等法令的颁布，英国济贫法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一直沿用到19世纪。

——据初庆东《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的济贫实践》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英国自由主义盛行，主张实行有限度、有条件的救济。1834年，按照新济贫法成立专门的中央机构，打破郡的边界，把之前的15000个教区组合成为700个教区联盟。教区联盟在中央济贫法专员监督下提供济贫服务。新济贫法允许不同教区间的贫民自由流动，还规定贫民如要得到救济必须进入济贫院。但进入济贫院的贫民没有选举权。济贫院大多为混合济贫院，按照贫民年龄和身体状况强制性隔离。济贫法局对患痛者和儿童提供贫民医疗救济、济贫法学校。据统计，1844年，英国全部公共支出为699万英镑，济贫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例为72．69%，到1874年，两者分别为1285万英镑、59．64%。

——据丁建定《英国新济贫法制度的实施及其评价——19世纪中期英国的济贫法制度》等

材料一 古人对贫困的认定，一般是对收入来源、财产状况、家庭劳动力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以此进行分类定级。如清代汪志伊在《荒政辑要》中将“产微力薄，家无担石，或户倾业废，孤寡老弱，鹄面鸠形，朝不谋夕者”定为极贫，将“田虽被灾，盖藏未尽，或有微业可营，尚非急不及待者”定为次贫。古代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宋代，国家开始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形式。除此以外，还鼓励民间互助。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乾隆以后，清朝国力大不如前，但是对于农贷的免除依然进行着。嘉庆末年国家已经进入多事之秋，时局动荡，举步维艰。但是即便如此，依然对苗疆农民的借贷予以加恩免除。

材料二 美国林登约翰逊时期的贫困救助是美国历史上非常典型的反贫困范例。约翰逊时期的贫困救助主要包括食品券计划、营养计划、住房援助计划等。国会于1964年8月通过了“食品券法案"”，拨款3.75亿美元作为1965至1967年三年实行这一计划的经费，那些符合条件享有食品券的人每月可以购买一定数量的食品券。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也开始向妇女和婴儿提供科学的饮食套餐，营养咨询、健康服务等计划，以此来提高人们的满意度。60年代随着美国城市的郊区化发展的完成，美国中产阶级以上阶层都居住在郊区，城市中心区成了穷人聚居之地。城市中心区的环境人口问题日益严重，社会和政治机制崩溃。约翰逊政府启动了“模范城市”计划，将住房援助和城市重建有机地结合起来。除此之外，约翰逊政府还推行了教育救助、医疗援助；对人力资源培训开发；对落后地区再开发等行之有效的政策。

——摘编自王文艺《中美贫困救助政策比较研究》

材料三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分布着2.5亿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占当时农村总人口的30.7%。仅在1978至1985年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了1.69倍，农村贫困发生率则下降了50%。2003年，中国农村外出就业的劳动力超过1.1亿人，全国农民人均劳务收入514元人民币，在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额中，劳务收入的贡献率达到52.1%。有世界银行专家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行动，尤其对减少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人数更是如此”。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管仲主张“相地而衰征”，魏国李悝主张“尽地力之教”，各国纷纷在乡里建设仓储以备凶荒之年。先秦时期的农业所面临的主要灾害除了自然灾害，还有虫害，因而在统治机构中出现了专门的防治虫害的人员，对虫害的防治思想已经渗透到基本农业生产当中，并不断发展形成多种虫害防治的办法，如《吕氏春秋》记载，“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即通过对农时、耕种的准确把握来达到防治虫灾的目的。面对“春荒”问题，先秦政府通常会开仓救济，在孟子“民贵君轻”仁政思想的影响下，统治者减少奢靡浪费以赈灾救荒。此外，政府还颁布平籴政策，利用平籴等手段保证灾荒之年粮食供应的稳定。

--摘编自粱芷铭《先秦秦汉农业政策减灾思想研究》

材料二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较为频繁的国家。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五月，大早，郡国伤早甚者，民毋出租赋”。两宋时期，在发生灾荒时，租赋未征或征收未完的，可视灾情轻重，或量予减少，或完全免除，或留待下年征收；赋税有折变、质疑的免除。根据灾情轻重不同，元代减少成免除应缴赋税或差役，明代减少或免除当年应缴租税或者免除以前的谴责，清代赈济或货殖与减免赋税相辅而行，以示贩恤。

--摘编自石研研、赵闰《中国古代农业赋税减免政策初探》

材料一 中国古代统治者素来秉持“仁政″思想，扶助贫田人口往往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国家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包括保障社会福利，国家财政可以通过社会救济等经济补助手段扶助那些生活贫的民众。社仓、义庄更多体现出宗族互助的特点，带有小农经济时代的鲜明特征。明清以后商业逐渐发达起来，富有的商人大量涌现，他们通过慈善捐助的形式帮助穷人，使牧助行为更加社会化，体现出超越宗族的特点。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扶贫”》

材料二 清末民国的思想界进一步看清了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的弊端，在批判反思基础上，开始构建新的社会救济制度。到近代，人们将新的生产力与社会救济联系起来，提出“建仓储不如推广铁路轮舟″的思想，铁路轮舟等近代交通工具的发明和创设。推动了社会救济的快逹发展，缩短了人们的空间距离，提高了人们出行逃亡的速度和救荒的效率。薛福成认为.兴建铁路，除了可以方便、快捷地将物资迅速运送到目的地。从而在救灾过程中赢得时间外，还由于需要“有修路之工，有驾驶之人。有巡嘹之丁，有路旁短送之车马，有上下货物伺候旅客之夫役”，可以大大地增加人们的就业机会，扩大人民生计。

——摘编自蔡勤禹、李元峰《试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

材料三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蠃脱贫攻坚战，硝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摘自《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材料一   《尚书牧誓》云：“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这句话不仅是中国古代齐家的戒律，而且是古代政治生活的信条。在这样的政治文化中，男性把持天下就是天经地义，女性参与政治就是名不正言不顺。但是，就在男性牢牢控制的政治领域，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几位女性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局面。秦宣太后、西汉吕后、北魏冯太后、灵太后、唐代武则天、北宋刘太后、辽国萧太后、清代孝庄太后、慈禧太后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社会女政治家，她们的所作所为皆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

——据范若兰《古代女政治家研究中的道德和政治标准》

材料二   18世纪以前，各国的妇女都是几乎没有政治权利的。从19世纪初开始，首先在英国有呼吁给予妇女选举权，让她们有机会参政。19世纪中叶，美国发起了女性选举权运动，首次会议于1848年在纽约州的塞内卡福斯尔举行。19世纪后半期，妇女选举权运动在英、美、新西兰等国壮大起来。1893年，新西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妇女选举权的国家。

1897年，“妇女选举社团国际联盟”在英国成立。1902年，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妇女同时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国家。1906年，芬兰批准妇女享有选举权，次年，芬兰议会机构里诞生了首批女议员。1918年，英国规定凡满30周岁的女性拥有选举权。1919年，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批准妇女享有选举权。1920年，美国赋予女性选举权。1944年法国赋予女性选举权。

——据卢伟芳《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等

材料三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自199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保障妇女的权益。国家采取有效措施，为妇女依法行使权利提供必要的条件。

——据杨一凡《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

材料一 宋朝的京师与各州县，均设有店宅务，负责时政府公屋的出租与管理。京师的左右厢店宅务，设“勾当店宅务”一员，“勾押官”各三四员，“掠房钱亲事官”各四五十名负责招租、收租，另有“修造指挥”各五百人，店宅务的账目管理非常周密、严格。店宅务每日需要登记的账簿多达二十八种，包括旧管入库簿、赁簿、欠钱薄、新旧界倒塌屋簿等。由于店宅务公屋具有廉租房性质，政府对租赁店宅务公屋之人有严格的资格审查程序，“应监官、典押公文人员、作匠之类，在京管辖两务官吏，不得承赁官宅、舍屋、地段，违者杖一百以上，”在京城拥有房产的市民，也不得承租汴京店宅务的公屋。

——摘编自吴钩《宋朝的廉租房制度堪称完备》

材料二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并实施了住房保障制度，其中各国廉租房建设的资金主要是政府的财政支持。在住房保障方面，美国的一大特色是通过立法保障来实施各项措施，《住房法》规定政府必须为低收入者提供较低租金住房，其租金一般不到私有住房租金的一半。而英国则是政府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对资金运营、住房建设进行管理，保障低收入居民能租到房屋，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则采取政府提供优惠贷款，实行贷款利息补贴的办法，支持非营利机构发展低租金，低成本住房，在住房补贴方面，美国一方面直接对低收入家庭提供低租金的公共住房，另一方面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房屋租金补贴。

——摘编自陈小春、扬鹏《廉租房制度的国际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