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关于瘟疫传播的原因，在秦以前，大都认为是鬼神作崇，所以用傩逐疫。东汉张仲景认为气候不正常是疫病传播的原因，即“瘴气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疫”是具有传染性的。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亲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在《温疫论》中指出瘟疫是由天地间的“杂气、异气、疠气”所致，不同的气导致的疾病不同，已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中医也提出的一些防治瘟疫的经验方法，例如，在大寒大湿之年要小心瘟疫，防止戾气从口鼻而入，隔离病患，服用疏利祛邪的药物等。

--李今庸《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10年 10月，中国东北爆发鼠疫疫情，日俄双方借机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12月，清政府指派著名西医伍连德博士为东北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统管东北各省防疫事宜。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开展防治工作。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政府还通过报刊等新兴媒体力量，大力倡导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

1911年4月，清政府成功抵制了日俄的干涉，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邀请了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讨论扑灭疫情的办法，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同时还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一《民 政部拟定防疫章程》，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具雏形。

---陈雁:《20 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一略 论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

材料一：如何解决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成为当时城市治理的重大问题。……在伦敦，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为了改善普通劳动者的住房条件，商人乔治·皮鲍迪和悉尼·沃特姿发起“模范住宅运动”；盖起了成排的大杂院房屋，虽然拥挤但比较卫生，低价出租给劳动者。……1875-1876年，伯明翰通过立法清除贫民窟，(市长）张伯伦下令拆除了17公顷的贫民塞进行开发，这个项目由城市资金承担。……在利物浦，市政会1840年颁布了《关于调整利物浦房屋建筑的条例》，1842年颁布了《利物浦建筑法》，对居民住房和建筑物提出了一些要求。

——摘编自任其怪、吕佳《从住房和卫生条件的改善看近代英国的城市治理》

材料二：1951年以后，英国先后颁布了国民救助法国民卫生服务法等，进一步完善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福利体系。德国于1957年颁布《农民老年救济法》，开始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制度，1972年建立农民医疗保险体系。法国1952年为农民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1960年将医疗保险覆盖到农业从业人员。

——摘编自刘家庆《现代西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与思考》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设立了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保障体系。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和1960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了农业合作社对于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要做到“保吃、保穿、保烧、保教、保葬”的“五保”制度，后来又扩展到保住和保医。1994年1月，国务院颁布了《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确定了“五保”供养赡养的具体规定和内容，从此“五保”制度走向规范化和社会化的道路。

——摘自陆月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构与改革》

材料一   明清时期，传统社会保障措施进一步发展。如备荒仓储建设方面，地方有官府管理的常平仓和民间募集的义仓和社仓；救灾手段除蠲免赋税、开仓放赈之外，乡绅“粥厂”也被赋予辅助性作用。在救助社会困难群体方面，明朝政府下诏：“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养者，官为存恤。”清政府还专设栖流所，以收养流民。在养老政策方面，明代对孤贫老人实行终身养老制度，清代对致仕官员实行“半俸”制度，即退职官员仍可领取原有俸禄的一半，以备养老之用。官府对于善堂和义庄等民间救助组织，也大加提倡。

——据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事业述论》整理

材料二   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始于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统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运动高涨，俾斯麦政权在镇压工人运动的同时，也积极促进工人的福利，改革社会弊端。面对日益迫切的社会保障需求，德皇威廉一世于1881年发布诏书，要求“最大限度地保障需要帮助的人”，首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构想。在俾斯麦的推动下，议会先后通过了《工人医疗保险法》《事故保险法》和《养老保险法》。这既是德国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雏形，也是世界范围内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萌芽。德国是世界上首创立法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不但历史悠久，而且体系完善，为后来德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保障与改善，社会的稳定与团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很多国家所借鉴。

——摘编自李愚昊《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简述》

材料三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实现了社会保障内容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从城市到农村的延伸，社会保障质量从低水平到高层次的提升，初步建成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内含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的社会保障体系。

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注重救灾制度的建设，蠲免税赋就是重要的措施之一。唐以前并没有固定的蠲免标准，唐以后规定趋于详细唐时救济区域多在京师，而对于偏远的岭南一带所占比例甚少，隋唐时还出现了义仓制度，宋代又出现了社仓制度。道光年间，西方社会的救荒济贫思想与中国传统救荒理论相融合，产生了一些新的救灾制度。比如官方单纯的救济演变为更注重对灾民进行生产技能的培训。在政府救助的同时，往往鼓励民间富户捐献，很大程度上补充甚至部分取代了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角色与地位。

——摘编自李军《我国古代救灾制度的演变特征》

材料二   在英国减灾救灾机制中，首相是减灾救灾管理体制的最高行政官，而协调和决策的最高机构为内阁紧急应变小组。在政府减灾救灾中实行分权化和多元化管理，技励多部门参与和协作。英国的新闻媒体非常发达，并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在灾害信息传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英国政府高度重视与民间公益组织在减灾救灾事务上的合作，非政府组织是政府之外公共应急资源的筹集者，它们可以广泛动员政府财政体系之外的社会公益资源来向危机受害者提供援助，有效弥补政府的资源短缺。

——摘编自孔新峰《英国减灾救灾社会参与机制分析》

材料一   至少在汉代，中国就出现了有关医院的概念。公元510年，第一个由政府管辖的“医院”由南朝君主建立。省一级半官方半私人的“医院”在隋代已出现。明代以后，随着中医“世俗化趋势的全面渗透，中医全面流入民间，成为每个人都可研习的一门技术。在古代中国，医院一直是宫廷的产物，传统的医事制度基本上是围绕王权的需要而设置的，朝廷医官主要通过选拔医家子弟入宫。古代医疗机构为平民医治的程度和规模相当有限，民间的医生主要由儒医和方郎中充任，走乡串户，悬壶行医。“家庭”是原始的医疗单位和护理空间，医生对病人的诊治以及病人家属照方护理皆在家中完成。在医患关系上，医疗的主体是病人，病人自由地择医而求治，医生只是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中医的学术传承一直恪守着师徒相授的模式，这种方式无论规模抑或质量都相当有限。

——据廖育群《岐黄医道》等

材料二   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随后政府和民间人士相继开办了数目可观的新式医院，到1920年，在大城市新式医院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医家”，成为医疗机构的主体部分。在工作效率上，近代医院制度借助科学化的医疗器械和严密的病理分析，使医生的专业化水平大为提高。在医疗行政方面，1905年清政府开始设巡警部（兼管卫生事务），1912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卫生司，医院不再是传统的专侍皇宫的太医院，它的服务对象是京城官吏和居民，开始呈现社会化、大众化趋势………西方医疗制度还开启了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之先河，各方的努力下尤其是各地开始设置医科或医学院，医学人才的培养迅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整体传播，改变了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中国出现中西医并存的医疗格局，现代医疗制度、公共卫生事业逐渐确立，中国人的医疗观念也发生了转变。

——马伯英《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

材料一   明朝乡村社仓制度规定，各村二三十家为一会，以户等的高下，分别捐粮收储于仓，而推有德者为社正，进行具体管理。若遇凶年，则计户给散，先中下户，后及上户，上户需偿还，中下户则免其偿还。这种社仓模式，强调完全由民间独立经营，不由官府插手，以避免出现官吏侵吞舞弊行为。然社仓完全由民间经营，其建设状况取决于乡间士绅和富户的良德与努力。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地区社仓发展较好，反之则流于形式，没有实效。

材料二   清朝社仓，分成乡村设立的社仓和市镇设立的义仓两种。最初管理均由民间公举本乡有名望之人负责。“春日借贷，秋收偿还，每石取息一斗”。岁底，州县衙门稽查社仓的收储，具报朝廷。清代的社仓以“借贷取息”来维系社、义仓的运行，“春借秋还”，则给百姓以巨大压力。后来朝廷又令地方官府经理社、义仓。如此，社、义仓的管理经营成为地方官员的职责，社、义仓也渐为州县官府所用，而与百姓的实际之需相去甚远。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社会救济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英国圈地运动发展，社会矛盾尖锐。

16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了以征收济贫税为主的整套济贫制度。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通过，不再无条件救济有工作能力的人，贫困劳工得到救济的唯一办法是参加工作。

——摘编自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

材料二   20世纪初，英国社会贫富分化十分严重，社会矛盾重重。1911年，自由党制定《国民保险法》，国家出面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实行社会保障。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表明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已经成熟，为向福利国家过渡准备了理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人进一步认识到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性。

1948年颁布的《国民扶助法》把经济扶助的责任从地方移交给中央。英国政府用全国统一的、集中的福利方式取代旧有的、分散的地方性福利提供方式。福利制度的运作，耗费了大量的政府资金，加重国家负担；税收增加，影响了企业效益和个人收入，劳资矛盾加剧，这一切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阻力。

——摘编自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