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注重救灾制度的建设，蠲免税赋就是重要的措施之一。唐以前并没有固定的蠲免标准，唐以后规定趋于详细唐时救济区域多在京师，而对于偏远的岭南一带所占比例甚少，隋唐时还出现了义仓制度，宋代又出现了社仓制度。道光年间，西方社会的救荒济贫思想与中国传统救荒理论相融合，产生了一些新的救灾制度。比如官方单纯的救济演变为更注重对灾民进行生产技能的培训。在政府救助的同时，往往鼓励民间富户捐献，很大程度上补充甚至部分取代了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角色与地位。
——摘编自李军《我国古代救灾制度的演变特征》
材料二 在英国减灾救灾机制中，首相是减灾救灾管理体制的最高行政官，而协调和决策的最高机构为内阁紧急应变小组。在政府减灾救灾中实行分权化和多元化管理，技励多部门参与和协作。英国的新闻媒体非常发达，并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在灾害信息传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英国政府高度重视与民间公益组织在减灾救灾事务上的合作，非政府组织是政府之外公共应急资源的筹集者，它们可以广泛动员政府财政体系之外的社会公益资源来向危机受害者提供援助，有效弥补政府的资源短缺。
——摘编自孔新峰《英国减灾救灾社会参与机制分析》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救灾制度的措施。并简要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在救灾制度建设上与中国古代的共同特点。概述二者在国家治理中所体现的历史价值。
相似题推荐
材料一 从战国到汉代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高峰，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代表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举凡中医学的基本理论、诊断方法、治疗法则等，在医药典籍中都有了明确具体的论述，隋唐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二次高峰，唐代“太医署”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校，唐朝成为东亚医药的中心，宋朝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有记载的名医多达数十位，民族医学奋起为中国传统医学注入了新活力，明代中国早于西方发明了预防天花的种痘技术，清朝时中医已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辨证体系。
﹣﹣李经纬《中国医学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医学成就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成就取得的原因。
材料二 在黑死病肆虐时，大约有
到
的欧洲人口死于这场灾难，一些人由对宗教信仰的怀疑而发展为对社会不平等制度的痛恨和反抗，以及对自己人生的深入思考。15至17世纪，人们在抗击黑死病时所采取的一些卫生措施，在客观上促进了欧洲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西医逐渐发展起来。
﹣﹣王旭东《世界瘋疫历史》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疾疫对近代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明清时期，民间社会救助事业迅速发展。政府在进行社会救济的时候明显意识到了自己的弊端和不足，于是便干方百计地采取一些办法把社会救济的部分责任转向民间，借助社会的其他力量。明清两代的许多皇帝都多次颁布诏谕，呼呼有志人士出资出力，加强地方的社会较助。同时，为了提高民间人士投入社会救济的积极性，政府还制定了许多奖励措施，主要是利用名利来加以诱惑。如雍正帝为鼓励民间储谷的发展而规定：“如果有捐至十石以上的，遏加奖励。如果有多年连续不断地捐至三四百石的，就会给八品顶载。”当时社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并不是很优越，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下，再加上这一时期的天灾人祸程度远超前代，民众生存艰难，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动乱，所以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地方有力者也必然会和政府一起救助弱者。
——摘编自姚延玲《明清时期民间的社会救济和总善事业》
材料二 当前，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已经成为我国一项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各级政府的一系列制度如何规范落实，现在实行的《社会教助暂行办法》中都有着明确规定，并且规定每年社会救助项目的花费金额也要纳入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中去。我国社会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以医疗救助、佳房教助、教育教助、法律提助、特国家庭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灾后国难救助以及实发各种特殊情况困难救助为辅的救助体系，这无疑有利于相关政府部门合理解决各种国难和问题，也有利于较好地覆盖各类国难人群。所以，这种制度的反贫困作用变得越来越明显。
——摘编自郑含乐、周情《我国社会教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社会救济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新时期我国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建设取得的成就。
材料一 同（治）光（绪）中兴时期，在欧美传教士在华开办慈善医院、育婴堂、聋哑学校的冲击下，清朝掀起一个重建被毁救助机构和设施的高潮，如直隶府保定育婴堂，由总督李鸿章及下属捐银、筹款6万两，每月得息银600两作经费。1877年，上海绅商经元善联合在沪绅商成立沪上协赈公所，进行义捐赈灾。此后，义捐赈灾渐成风气。1878年李鸿章建议清廷社会救济“兼筹教养”，此后，直隶、山东、贵州、四川等地工艺局普遍发展起来，社会救济由单纯的救助转向“养”“教”“工”并举。
——摘编自刘悦斌《晚清时期社会救助事业的新特点》等
材料二 1980年，中央财政首设“支持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用于支持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自此开启了中央政府专项扶贫活动。从1982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几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制定和颁布了有关农村工作的文件。1982年的“一号文件”，核心变化就是总结之前实践经验，给农民发明的“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上了户口”，使之有了合法的身份和户籍。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标志着中国反贫困的组织系统正式确立……80年代中期，农民收入稳定快速增长，增速快于城市，这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贫困人口的大幅度下降。
——摘编自张瑞敏《中国共产党反贫困实践研究》
(1)根据材料一，说明近代中国社会救济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反贫困事业的意义。
材料一 实际上，让每个人有尊严生活的民主政治制度，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培育这种制度的土壤。先秦中国也不例外，之所以先秦中国与古希腊雅典形成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当时两地强者、掌权者追求政治利益的主观欲望与维护既得利益的客观统治手段的差异所致。客观统治手段的差异，包括对被统治者的欺骗技巧是否高明以及是否采用斩草除根式的残暴镇压等。强者、掌权者的主观欲望与客观统治手段的差异，决定了先秦中国与古希腊雅典形成不同的政治制度的结果。
——陈忠云《先秦中国与古希腊雅典的比较》
材料二
——摘编自姚爱芳《中西政治制度基本原则比较与当代中国的选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作者对东西方两种政治制度的理解。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不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因。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趋势。
材料一 20 世纪以来,甘肃成批出土简牍10余次,总数达到7万多枚。简牍的内容以秦汉行政文书为主,各种簿籍和通行公文系统性很强。簿、籍内容包括边塞军事机构对兵器、廪、食、俸钱等物资的流水账目及会计报告和关于各种人员的名单。通过簿籍,可以管窥各类机构对文书的书写、审核、校对、存档等细节。通行公文是各级机构间上传下达的文书,有涉及人事升迁、任免、调动的,也有关于日常管理值班的。甘肃简牍中还包含大量的律令,涉及军事、治安、边疆、土地、吏治、养老、赋役等多方面。司法实践中的各类文书透露出执法重要环节的各种信息,生动反映了西汉中后期至东汉的诉讼程序和司法情况:
——黄兆宏《“经国之枢机”一甘肃简牍与秦汉时 期行政体系研究》
材料二 晚清时期 ,清朝长期实行的谕旨奏折制度悄然发生变化,新型谕旨奏折逐渐形成自身的寄发程式与管理制度。通过电寄寄发的谕旨称“电旨”,上行文书出现电奏,电奏由臣工拟定,交电报局寄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送军机处进呈。历次钦奉电旨、电奏、电信,按月分缮清折咨呈军机处、总理衙门查核。1906 年10月,皖北遭遇严重水灾，安徽巡抚恩铭向清廷电奏此情,并请求“拨发藩库银十万两,以资赈抚”,清廷闻后立即寄出电旨允准。
——夏维奇《晚清电旨电奏发展述论》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分析甘肃简牍所反映秦汉政治的基本特点，说明甘肃简牍的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行政公文出现的变化,分析变化原因及影响。
材料一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人性本善的哲学传统。在这样的人性论和人文环境中，一方面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因为人心本善的理论预定和圣人崇拜而不被重视，另一方面行政监察成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手段。更为可悲的是，这种统治手段并没有上升为一种制度的安排，加以固定下来，它完全仅作为帝王个人驾驭群臣的政治手段。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行政监察思想能够推动行政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实践的发展，而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却日益萎缩并退化、变异为一种特务制度的原因。
材料二 西方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盒子到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都确信不疑地认为人性本恶。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权力的腐败和滥用也就无从规避。在此基础上，西方得出政治原罪论：有权的人在行使权力时有一种自私和邪恶的自然本性和犯罪的潜在危险。西方对人的天然不信任迫使西方人时刻保持着对权力的天然警惕。孟德斯鸠警告人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于是洛克说“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权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权力对付权力。”这样，西方创造出了基于分权制衡原则的行政监察理论。
——以上材料摘编自屈双湖、胡雪纷《基于人性的行政监察思想及其实践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行政监察造成的消极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和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在实施中的不同之处，并说明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