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本书改变传统中国历史以王朝循环为结构的固定模式，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被传统叙述方式所忽略的社会生活、民间社会、世俗信仰以及中外交流等方西均做了细致的描述。该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构建中国，叙述有确切文字——甲骨文以来至汉代的历史；第二部分，面向西方，叙述三国至唐代的历史；第三部分，面向北方，叙述宋至明的历史。
——摘编自【美】芮乐伟.韩森《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
选取书中某一部分，结合中国古代历史自拟一个论题并予以论证。（要求：论题明确，论证充分，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 A．张骞凿空 |
| B．班超投笔从戎 |
| C．文成公主进藏 |
| D．昭君出塞 |
材料一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确切的讲应该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涉及天文、历法、物理等应用科学技术。张骞通西域、《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等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先后进入中国，他们学习中国文化，采取适合中国习俗的传教方式；他们相当一部分人精通天文历法、炮术等知识，而这又是崇祯、康熙等皇帝所赏识并需要的。与此同时，徐光启、李之藻等知识分子不仅推动西学的广泛传播，而且翻译了大量的西学典籍。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西学东渐还不足以唤醒沉睡的中国，但它代表中西两种文化已开始了碰撞。
——摘编自徐先知《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成因浅析》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以来，西学再次进入中国。从“开眼看世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再到“民主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近代西学东渐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为挽救民族危亡，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翻译西书、著书介绍、兴办新式教育、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等，推动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郑大华《论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特点》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西学东渐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内容和影响两个角度指出近代西学东渐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不同。
材料一 在“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古代中国，几乎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强大的文明挑战，始终相信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凡是周围的国家，中国人就相信他们文明等级比我们低，应当向我们学习、进贡、朝拜。天朝只看重藩属是否归顺，而轻视疆土划分。
历代王朝认为模糊波动的边界反而有助于鼓励蛮夷的慕化之心，清晰稳固的边界却会阻断华夏文明价值的扩张，疆域往往中心清晰而边缘模糊。“朝贡体系自汉末就得到了确认，并在此后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定制，一直沿用到19世纪中后期。”中国近代之前主要以列封藩邦属国的形式巩固边关。
——摘编自葛兆光《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缘》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后，清王朝面临强敌窃边的边疆危机。1865年，薛福成先后追随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担任其幕僚，长期办理洋务外交，得以了解和学习西方外交理念及其运作方式，外交思想逐步近代化，在与英国进行西南边界勘定和界务谈判中，明智而务实的薛福成抛弃传统的“天下——王土”观念，代之以“寸土必争”的领土主权意识。1892年，薛福成与英国就滇缅边界划分进行了多次谈判，援引国际公约，收回了滇边部分领土和权益，他还力请朝廷选将练兵，切实加强西南边境的军事防卫。西南地区从王朝国家的“藩篱”，变成了与内地“唇亡齿寒”的边防要地。中法战争后，清王朝分别与法、英勘定滇缅、滇越、粤越以及西藏与尼泊尔、东北与日朝之间的边界线，这些较为清晰的现代民族国家间的边界线，意味着传统的属国或朝贡关系最终裂变。
——摘编自林开强《清王朝国家疆域边界意识简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与近代中国两种疆域边界观念的不同，并说明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国家疆域边界意识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大一统”理念影响下的中国对外关系，一切政治关系皆为内政，没有“国家间”外交，没有与中国平行的、多元的国家观念，“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只有君临天下的一元等级世界秩序：中国居天地之中心，以控周边的万邦属国。华夷之辨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对外关系，确立了华夏民族在文化上的自信心和优越感，进而形成了对外关系格局里中国居高临下、傲视万国的情势。怀柔远人指导下的对外关系，是一种对外国单方面施恩、关怀的体现。
文：朝贡、贸易、通过使节团传播先进文化、教授接纳留学人员。武：军事打击；实质是以文化感召为导向的军事基础型外交活动。体制：天下体系——君臣关系，强时为君，弱时为臣。中国处于儒家文化共同体的核心位置，既保有道德和法律上的至尊，又能以军力保护诸国，同时在外敌入侵时由邻国充当挡箭牌，为中国争取缓冲时间，实际上也是一种精密的国际安全体系。
——《古代中国的世界观与清政府的三项外交原则》等
材料二 19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东来，清朝原有的由礼部和理藩院处理对外事务的机制，根本无法满足西方国家想要与中国进行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关系的强烈要求，传统的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体制被打破。1861年，总理衙门正式成立。总理衙门的管辖范围，不但包括办理对外交涉、通商等事，凡与洋务有关者，比如修建铁路，开矿办厂，购买机器、船炮、枪械，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管理关税等，皆归其管理。总理衙门的设立，标志着清王朝的对外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次，总理衙门的设立，改变了中国过去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局面，使中国有可能步入国际外交轨道；再次，总理衙门的设立，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专门外交机构的政治体制格局；最后，总理衙门还结合当时世界各国的通例和自己的国情，确定了中国的国旗、国歌，使中国不再以王朝而是以国家的面目出现在国际舞台。
——摘编自马彦丽《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我国古代外交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近代中国外交的主要变化并做简要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