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起,清朝规定通商口岸只限广州一处,对外贸易又为公行所垄断。公行不但负责输入货物的评价及买卖,而且成为清政府与外商的传递机关。凡货物的纳税、报关,均须由它经手;外商向中国政府陈诉,亦须由它代呈,否则,清政府不予受理。清政府对于外人的生活行动,也责令公行监督。于是,公行成为一种特殊机关,它既具有商业的职能,又具有政治、外交的职能。

——摘编自朱杰勤、黄邦和《中外关系史辞典》等

材料二 洋务运动以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为起点。这一机构总揽外交（对外交涉:如教案、出使之类）以及同外国发生干系的财政、军事、教育、制造、矿物、交通、海防、边务等各方面大权。在此之前中国以礼部和理藩院为主,分别接待藩邦、属国或外国的贡使,这种机构体现了天朝体制居中驭外的命意,本身就以上国与夷狄之间不平等为前提。但是,新来的外国人用大炮两次向中国说明,他们不是贡使。于是中外交往的机构不得不因此而改变。当其时,君臣朝野之间,往往视之为不祥之物,终晚清之世,国史馆于大臣出任军机处、内阁、部院、疆吏者皆立年表,而于任事于总理衙门之人,则独无年表。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