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中国人一直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国置于个人和天下间的位置，在国之上还有天下。传统的中国是一个王朝接连一个王朝的延续，虽然随着一个王朝的毁灭，另一个新王朝开始建立，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并没有覆灭，而是一直传承下来，以致于后来的我们一直喜欢向别的国家展现我们悠久的历史，喜欢以“天朝大国”的形象自居。传统中国没有用法律来规定自己的领土范围，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界定，与臣服于自己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伦理似的关系。

——摘编自田庆建《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变化研究》

材料二   1840年后，林则徐等把视野从“皇朝”拓展至“海国”，通过编纂书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状况，客观上表达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念。19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民权平等思想的传入，无形中构成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尤其是国际公法的输入，不仅帮助国人认清列国并立的国际态势，也使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此起彼伏。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在谋求国家变制的过程中不仅提出“国地”“国权”“国民”的理念，还发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的呐喊。20世纪初，孙中山则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完整地提出建设民族国家、国民国家和社会国家的构想，代表了当时先进中国人国家观念的最高水平。

——摘编自李华兴 张元隆《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材料一   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的终结。此后，法国国内掀起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但是当时法国内阁仍屈从美国意志，不敢单独承认中国。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法国方面不断有人呼吁承认中国，但中法建交的路途上横亘着两个主要障碍：一个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另一个是台湾问题。1963年7月，美国、英国和苏联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力图阻止中国和法国通过一般核试验来建立自己的核力量，这使得中法在反对超级大国控制世界的问题上又增加了一个共同点。与此同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对印度支那事务的干涉越来越深，再次与法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相矛盾。1963年，毛泽东多次强调争取“间接同盟军”的重要性并重新解释他的中间地带思想。此时中国政府重视戴高乐要发展中法关系的言行，最后于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中法建交联合公报》。

——摘编自翟强《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中法关系》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伴随着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对外交策略的制定，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三条外交脉络——生存、富强、和谐。中国外交70多年来，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迅速扩大，国际交往日益密切，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越来越大，国际战略也随之丰富和发展。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是中国国际战略确立和发展的现实依据，制定切实可行的外交方针是中国国际战略的首要任务。在政治、经济、外交三者关系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对外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了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就必须制定一个具有连续性、稳定性、长期性的外交政策和执行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外交策略。

——摘编自刘霏《新中国外交政策：发展、成就及经验》

材料一   英法用战争打破清王朝对《南京条约》“一劳永逸”的愿望，并且《天津条约》明确规定条约“以十年为限”，可以“酌量更改”。随着眼界的打开，清朝君臣对修约逐渐有了新认识。《马关条约》签订后，一些开明的官员纷纷上奏呼吁修约。1898年，总理衙门更是向英国提出“希望修改税则和条约中的通商各款”，虽未成功但迫使英国正面回应了中国的修约诉求。

——摘编自李育民《晚清时期条约关系观念的演变》等

材料二   中华民国时期废除不平等条约大事记